（二）

九·一八事变，发端和导火索是发生在白城地区的“中村事件”，在1931年的1月和5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曾先后两次秘密派遣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潜入白城至索伦地区进行间谍活动，第一次在葛根庙因被兴安屯垦军“情报跟踪”而匆匆离开。第二次中村等4人在察尔森被驻白城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团长）部捕获，经审讯确认为日本间谍后将其秘密处死。8月17日，日本政府在隐瞒了中村等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事实的前提下，公布了他们被杀死的情况。然后，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一方面动用各舆论工具，尽力渲染中村事件，故意扩大事态，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对日本当局的寻衅，兴安屯垦军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兴安屯垦军自成立伊始，东北行政长官公署即已向驻奉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此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入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概不负责。”屯垦军驻白城子督办公署统带苑崇谷还将搜查得到的中村等人间谍活动证据亲自送到驻北平副司令长官公署，提出：“按国际公法，主权国家有权处死外国间谍，这是自己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由于蒋介石等人表示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还表示要对关玉衡进行军事审判并予以严惩，结果关玉衡被解职软禁。尽管中国政府对中村事件妥协退让，日本关东军仍以此为借口，增兵南满，发动对东北的全面武装侵略。

白城地区沦陷后，在党的抗日号召影响下，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各地蓬勃兴起，抗日烽火遍及洮儿河两岸。1931年10月，驻白城子的东北屯垦军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营，在旅长苑崇谷的率领下举行起义，在洮索铁路局长张魁恩的策应下，从白城子经景星绕道齐齐哈尔投奔马占山，奋起抗日，参加了震动全国的江桥抗战。在江桥抗战中，苑崇谷任步兵总指挥，率部顽强地抗击着有飞机、装甲车和重炮配合的日本关东军的疯狂进攻，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战斗中，爱国将士以为国捐躯、与侵略者决战到底的信念，死守在硝烟弹雨的阵地之中，“伤亡续出，尸体沉籍”，短兵相接、肉搏相拼，阵地失而复得再三，拼死苦战，不肯稍退，使日军遭受入侵东北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

江桥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来函，通过各种形式表示支持和声援。教育家陶行之题诗“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酋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盛赞抗日勇士。江桥抗战对白城地区的抗日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期间，镇东县和扎赉特旗有500多名青年参军参战。抗战以后，在白城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达数万之众。1932年初，姜荣耀、王可大等600人在洮南成立了“吉西抗日军”，不到10天，队伍就发展到近万人。5月，李芳廷、胡宝山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冒敌机轰炸，击溃日军，占领开通、瞻榆两县。8月，年过六旬的开通县士绅陶文彬变卖全部家产，花2万大洋先后购买长短枪100多枝，各种子弹万余发，明确提出要举家抗日，不当亡国奴。陶文彬的抗日义举得到了家乡人的响应，有100多人参加抗日队伍。陶文彬率队首先拆毁了四洮铁路边昭站以南5公里长的铁道。然后，率队一路南下抗日，在开鲁、通辽一带到处打击袭扰日军和日伪政权。9月28日，驻白城子的洮辽警备军第九团500人，在团长白永盛、副团长金殿伦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打进伪洮安县公署，处决了日本官吏和汉奸实业局长。随后打开监狱，放出所有被囚禁的犯人。还捣毁了经营鸦片的日本洋行。起义军占领了除万福麟大楼外的白城全城，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李海青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大赉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攻克了县城，开仓放粮，救济贫民，同时打开监狱释放犯人。随后，李海青率自卫军向安广县进军。安广县的日本参事官小岛静磨、懒川五郎和伪县长等闻讯仓惶出逃。安广县农、商会组织学生和市民排队迎接队伍进城。

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拉开了白城人民长期抗日斗争的序幕。但由于这些抗日武装一是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作战队伍因参加抗日的目的、动机不一，难以形成一个共同的抗日目标，二是成份复杂，抗日义勇军首先举旗的是东北军的爱国官兵，随后是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绿林“胡匪”、“大刀会”等等，有些地主武装也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这些队伍在抗战初期，在顺利的情况下，情绪高昂，打了许多胜仗，随着战争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就暴露出了弱点，因而在日军的重兵镇压下，先后失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