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我收到了徐老师的第一封信。和信一起寄来的，是一本样刊，上面，我的习作和名字变成了铅字。那是我第一次在收到样刊的同时，接到编辑的亲笔信：“赵阳同学，你好！文章《钟》已发表。希望常写。盼常联系。徐智明。” 我把信捧在手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了好几遍，然后小心翼翼地装好，信封上“学林出版社”的字样一下子吸引了同学们艳羡的目光，很久我才努力的平静下来。那一年，我12岁，在东北的乡下读初一。初夏的午后，阳光从枝叶间透射到教室里，将温暖的光晕洒在我的格子衫上，格外的香甜。一个远方的编辑，用他的方式，给了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莫大的鼓舞。

“希望常写。盼常联系。”这8个字，让我满是力量。于是，我把平日的习作不断的邮寄给徐老师。徐老师每次的回信都很长，极认真，而且除了诚恳的指出习作中的不足，还格外关心我的学业和生活。写信，寄信，等信，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学6年，我收到过徐老师近60封信，在他的指导下，我读了很多名著。而那6年的每个元旦，我总能收到徐老师寄来的新年礼物——沪上最新出版的图书，既有作文指导类的，也有世界风物类的，读高中之后，还添了哲学思辨类的，显然，这是他根据我的情况，精心挑选过的。印象最深的是初三那年收到的“浦东开发”系列丛书，校长看到后，极羡慕，向我借阅——这是东北的乡下当时根本无法看到的书。徐老师在信里还经常讲一讲上海的发展——这些书，这些信，不但丰富了我的知识，指导我的写作，而且激发了我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和向往，对我后来的求学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98年，我考取了四川大学，从东北来到西南。父母双双过世让我的生活一下子困顿起来。徐老师得知后，几次托他的朋友，利用从上海到成都出差的间隙，到学校探望我，不但给我带来生活费，更有他的亲笔信：“生活的困顿一定会让你更勇敢的面对人生，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透过那有力的笔迹，我仿似看到身在远方的长辈那慈爱鼓励的目光，我一下子振作了许多。大学第一年，我在完成学业的同时，陆续发表了100多篇散文，还在几家报刊开了专栏。彼时，学校开始试行文、理、工三类专业有特长的学生可以有条件的互转。从小就喜欢文学的我，因为各种原因读了理工科，如果能转读中文系，该多好！我暗暗心动，但又拿不准主意：文科就业很难，我这样的情况，该不该去争取呢？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徐老师，于是连夜写信，把我的想法和顾虑都讲给他。徐老师很快就回信了，他坚定的支持我“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路”。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将我发表的作品收集起来，拿到上海市作家协会，不遗余力的推荐，得到了叶辛先生的肯定，并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我的学校。就这样，我顺利地从工科专业转到了久负盛名的川大中文系，成了四川大学第一个由工到文的跨界转系特长生。

2003年，我大学毕业前，平生第一次来到上海，在南昌路徐老师的家中，见到了已经65岁的他。这距我第一次和徐老师通信，已经过去了整整11年。已然忘记第一次见面聊了些什么，只记得他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喃喃的说着“阳阳长大了”。他切好了冰镇的西瓜，看我大口大口的吃下去，开心的笑着。师母告诉我：“听说你要来，徐老师好几天都没睡好。”那次在上海待了3天，徐老师陪我游外滩、看豫园，晚上，我们在复兴公园散步，然后坐在长椅上谈天，聊文学，聊写作，聊生活。“我退休了，年纪也大了，你还年轻，要好好的干一番事情。日子就在你自己的手里，会越来越好的。”说这番话时，徐老师用他厚实的手掌，用力地捏了捏我的手。临行，徐老师为我买好了回成都的火车票，并把我一直送到站台上。

大学毕业到现在，又12年过去。我先后在不同的城市奔波辗转。今年6月，我移居香港。当我坐在信德中心的办公室里开启人生的又一段新征程时，我愈发的想念徐老师，没有这个好心的上海老人的帮助，我怎能走到今天，我的人生又将是什么——12年了，徐老师还好么？身体可好？生活的还好么？我只知道他搬了家，地址变了，电话也变了，一晃10年没有消息了。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灯下，我重读徐老师给我写过的信件，一共101封，回想着这信笺背后的岁月，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思念，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往事一幕幕在脑海浮现，这些带着温度的信笺，那带着关心、关切、关爱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那慈爱的笑容，那鼓励我前行的话语，那留在我掌心的力量和注满我心中的勇气，仿佛就在昨天。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编辑，但却从成百上千的稿件里发现了我这个乡下的穷小子，他不图什么，不为名、不为利，用一个编辑的职业良心扶植着一个热爱写作的陌生少年，十几年如一日的通信与帮助，哪怕从未谋面；他不过是千万个上海人里平凡的一个，但却在我这个异乡人身上倾注着真诚、善良与真爱，让我无时不刻的感受到人世间的真情与温暖，让我在成长的风雨中始终坚信人性本善。这份爱，对我的人生不仅必要，而且意义深远。然而，我又为了他做过什么？愧疚、自责、不安，在这一刻一齐涌上心头。徐老师，你还好么？

第二天一早，我就恳请上海的朋友帮忙寻找徐老师的联系方式。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徐老师家里的电话。当电话那一端响起徐老师熟悉的声音时，我哽咽着许久说不出话来。上个周末，我从香港回上海，终于在上海滩花园的家中见到了徐老师。77岁的老人，这些年经过了几场大病，身体和精神大不如前。徐老师颤巍巍为我倒茶，就像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我将茶杯捧在手里，却心痛得喝不下——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的心疼我，却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和我一起去逛街、散步了。我多么想多陪一陪他，和他聊聊天，说说话，可是10多年了，这却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时间又如此短暂。“看到你现在工作的很好，我就放心了，你要当心身体，工作上也要小心些、谨慎些……”和从前一样，徐老师像对孩子一样，叮嘱着，不同的是，他又说：“我77岁了，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了……”

此刻，当我在香港的家中写下这些文字，早已是泪流满面，耳畔传来那首熟悉的老歌：“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

徐老师，谢谢你。

徐老师，我爱你。

（作者系80后，生于吉林白城，上海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阳光物语》。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