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采访的余兴还没消，省城长春又传来喜讯——一位刚刚分配到长春市文联的日本来中国留学的文学博士小姐，看了《吉林日报》上写“嫩江文学”的文章，便有感而发，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扎根嫩江始成器，浓墨重彩绘人生》，副标题是《有感于“嫩江文学”作家凌喻非的文学创作》。

过去曾有多位评论家评论过我的作品：1980年，小说《船长的魄力》发表时，便附有著名评论家、编辑王成刚先生的一封致我的公开信《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1981年，《盗鱼贼》在刊物《长春》上发表时，有评论家、吉林省作协驻会主席朱晶先生的文章《生活的复杂与艺术的真实》。1983年，我的中篇小说《喇嘛山纪事》荣获萌芽文学奖时，便有《文艺争鸣》主编、评论家郭铁城的评论《一幕庄严的人生正剧》。同时，著名文豪楼适夷也写了祝贺的文章《说几句高兴的话》。1994年，《北方的湖》出版后，便有《民族文学》副主编、评论家白崇人在《文艺报》上发表的评论《惩恶扬善 振聋发聩》。此外，尚有张利、上官缨、乌坤明、郭雨庭等名家的评论发表在《吉林日报》、《新文化报》、《文坛风景线》上……

然而，为什么这次写“嫩江文学”的评论会让我感到如此高兴呢？因为其一是，文章提出新的问题“嫩江文学”。其二是，我已过了古稀之年，还有文学评论界如此关注我，我能不高兴吗？其三，也是主要的，这位博士小姐的文章有独到见解，而且这些见解很中我意。

这位博士小姐在文章中写到：“凌喻非能从一名默默无闻的测船工成为一名全国知名的作家，正得益于他扎根嫩江这片丰厚的文学热土。”“凌喻非展现的嫩江自然人文景观历来为评论界所称道。”

这位写我关于“嫩江文学”评论的博士小姐，虽然是长元副主席新调入的属下，很有讨好长元这位木讷的领导之嫌。可是她对我作品的分析，确是有独到之处的。那些中国人讲得稀巴烂的文艺理论，什么创作离不开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呀，什么时髦的理论，受美国、哥伦比亚的福克纳、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等等，喊得太响了。可这位博士小姐没喊，她分析我的作品的艺术特色有其独到之处，也很切中我的艺术实际，很中我的心意。她写道：“凌喻非的小说立意深远，谋篇别致，结尾大为精警独到，《扬风湾》、《盗鱼贼》、《喇嘛山纪事》等名篇的结尾，不追求大喜大悲、一锤定音的戏剧效果，而是顺应人物的性格特质和情节的自然发展……营造出了曲终了而余音未散的艺术效果，引人想象、回味和思索。”《扬风湾》也许不是我写的最好的小说，但是那结尾的别致，却是众口一致的。还有，这位博士小姐能发现我赞同一位苏联作家的经验谈，说女性是生活中一个柔和的旋律，这也是其他评论家没有发现的东西。老实说，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没有留下地址》等影片我很推崇。从这个角度看，这位博士小姐还是认真地做这篇文章了。不是人云亦云地瞎吵吵，而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最可贵的。那些老生常谈是没有用的。她在文章中说，辛勇的女性形象使小说中“高大全”式的男主人公陈超相形见绌，我很服气。

她还写道：“嫩江美丽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光辉灿烂的文学景观，美丽富饶的嫩江无疑是他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他也无愧于‘嫩江之子’的称号。”这也是这位博士小姐的一大说法，很切合我的创作实际。还有，她说我小说中的人物处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动荡不安、破旧立新的特殊历史时段，面对的不仅有恶浪滔天、洪水泛滥的天灾，还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人祸，更有克己奉公、舍利取义的内心挣扎。这也很切合实际。

一切都说明了，我是“嫩江文学”的有代表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