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逼近年关，夜里无事，看了莫言的文章《这年还是得过下去》，勾起了关于过年的很多儿时的往事。我所说的过年，实际是指春节。正像莫言在文章中所写：“退回去几十年，在我们乡下，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

春节的名称，其实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作为新文化的一个标志。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宣布采用西历，也就是俗称的阳历，中国传统历法则被称为夏历或旧历，阳历年称为元旦，夏历的大年称为春节。

这一措施实际是想用阳历年代替旧历年。民国政府屡次下令禁止春节放假，可是基本不起作用。用鲁迅的话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中国人始终把元旦看作一个时间概念，而春节的习俗是不可代替的，它就像是深深嵌入民族文化的DNA。就这样，中国出现了“双轨年”，一个奇异的文化现象。

时至今天，春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大的、最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只要看看每年几十亿人次的春运潮就可见一斑了。2015年的春运出行比上一年增加了1亿人次，平均每天就有7000万人踏上旅程，我国的春运大军也一下子增长到37亿人次，相当于让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对于一个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华人而言，过年不是一天或者一个夜晚，而是一个长达一个多月的节日气氛非常浓烈的时段。

从农历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万里神州，日月之下，水陆之上，就开始演绎一场关于幸福梦想的盛会，告别过去，迎接未来，既郑重又欢欣。路边乔木枝干的形态，路人的服色和神情，都在悄然改变，都顺着一个趋势，就像迎接满月的潮汐。

岁时入腊，人心也开始澎湃，在清清的飞扬着的霜晶雪片中，深深地呼吸，在郊外看远处村庄袅袅的炊烟，内心会生出无端的感动。入眼景物的欣然，逝去时光的怅然，会莫名其妙地纠结在一起，理不清剪不断。

我们的祖先认为，欢乐而非惆怅，才是生命的主旋律。振作而非木然，才是生命的真状态。旧历腊月，最能使人振奋的，是全民参与的驱傩活动，这是古时候驱逐疫鬼的仪式。现在国内大多数地域仍旧保留着这个习俗，不过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夸张的装扮，震耳的鼓点，狂野的舞步，恣意的呐喊，从居住区到远郊，从村庄到山麓，人潮汇聚，这是一场举国呼应的歌舞马拉松。宋代宫廷大傩，规模之盛，领队可达千余人。

据说孔子因为不便于加入驱傩行列，每年也积极参与，身着官服，认真站在台阶上观赏。在庄子的寓言里，曾谈到驱傩仪式的目的。上古的黄帝看到许多百姓生病，就委任巫咸做卫生部长，号召大家洗澡刷牙，多做运动。击鼓呐喊是为了扩大肺活量，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害人的鬼怪。

中国古代许多关于鬼神的文化，其深层次的意义，往往在于引导人们的现实生活。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不说鬼神当时的人们都不重视，说鬼神又可能背离文化的本意。所以敬，是为了随俗，不冒犯大众。对鬼神的话题保持距离，就不至于陷入怪诞不经的争论了。

腊是仪式的名称。古代农历十二月，要合祭众神，这个活动统称为腊。这个月份以及相关的日子，甚至物品，往往都带着个腊字，比如腊月、腊八、腊肉、腊肠，腊梅也是。腊八节是春节的前奏。一过了腊八，全国各地就开始忙年了。发面做馅，洒扫房间，清洗衣被，这都是每一年的常例。城市里的人开始购置年货，乡下人家往往要杀猪宰羊。家家户户，都在一片喜气中忙碌起来。

腊八节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夏代，是年终对诸神的总祭，相当隆重。据《礼记》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观看腊日祭神活动，跟老师描述说“一国之人皆若狂”。这样的规模和气氛，似乎与古希腊的娱神庆典相仿了。

汉武帝时期，大体规定了腊日的时间，是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因为有闰岁的情况，所以节令的日期并不稳定。直到南北朝时，腊节才固定在腊月初八日，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腊八”。

腊八粥的习俗，是隋唐以后才出现的，据说是为了纪念佛祖成佛日，所以又称佛粥。僧人四方化缘，所得到的米粮很杂，如果对这些谷物加以拣选，分别烹煮，不光是费时费力，也不合乎佛家简约的精神，一锅出反而有其特色，就像百衲衣一样。因此腊八粥的制作方法突出一个“杂”字。五谷杂粮，干鲜果品，样数不嫌多。民间喝腊八粥，也有庆祝丰收、百物调和的内涵。比如桂圆象征富贵团圆，百合象征百事和谐，红枣花生寓意早生贵子。超市里的八宝粥，食材广泛，讲究色香味，药膳一体，其实就是现代人享用腊八粥的快捷方式。

可是在旧社会，也有一些人一见腊八粥就要掉眼泪。这就是欠债的穷人。因为一过腊八债主就要上门讨债了。有的债主比较讲究，先给你送来一坛醋蒜。“蒜者”，“算”也。这是告诉你该还帐了。如果你没有钱，就只好像杨白劳那样出去躲债。在旧社会，年末躲债是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绝非个案。似乎也可以算作古代“年文化”的内容之一。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儿”，这是春节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日子。这天有一件大事，就是祭灶，送灶王爷上天。全中国从这一天开始过年倒计时。

关于灶王爷，据说是魏晋时期被派到人间的，每户一位，专门监视人的一举一动。在腊月二十三这天向天帝汇报，天庭会根据人们的善恶表现，在新的一年里降下祸福，实施奖惩。

魏晋以前，灶神是管理人间饮食的神。魏晋以后民间对灶神的祭祀，看上去像是一种贿赂行为，祈求灶神到天庭多说好话，别说坏话，甚至用灶糖封口，干脆您啥也别说了。宋朝的范成大有首《祭灶词》：“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这位“范爷”更牛，他不仅要求灶君闲话少说，而且希望他讨点赏赐回来与自己分享。

过去，起码是文革之前，东北农村几乎家家供灶王爷。所谓灶王爷，就是一张木板画，贴在锅台后，整天烟薰火燎中。有的人家不常打扫，房笆上的灰尘结成串，随着大锅的蒸气东摇西摆，掉到锅里或挂到灶王爷脸上是常事。就这样一位没少吃苦头的“埋汰爷”，文革期间破四旧，却首当其冲。我听说，在我就读的大学里当时有位系领导被批斗，罪状之一就是供灶王爷。原来他有感于城里的春节缺少年味儿，特意买个灶王爷供上，想让孩子体验一下什么叫“年味儿”。结果却成了宣扬封建迷信的“铁证如山”。

千百年来关于祭灶的故事很多。最令人悲催的是宋朝的吕蒙正焚诗祭灶王。话说吕蒙正早年贫困，为了祭灶，向肉店老板娘赊肉数两。屠夫回来知道后大怒，追到吕家要肉。此时肉已下锅。屠夫竟伸手捞肉而去。吕蒙正叹息再三，只好以诗为胙，焚诗祭灶：“一柱清香一缕烟，灶君今日上朝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钱。”可能灶君受感动，为他说了好话，所以他后来做到宰相，成为一代名臣。

分析祭灶的心理，多半是为了祈福，另外也不排除人们对自己的修养不太放心，因此略为防范，这是因为善恶的观念，在他们的心里很是紧要，对神祗充满敬畏的缘故吧。古人说“慎独”，其实那些做到慎独的圣人君子，独处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以自己内心，对着天地，充满敬畏。看似迷信的祭祀活动，却让人完成了一次慎重的内心观照，这将有益于人的自我完善。这样看来，千百年不曾断绝的习俗，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唯物的根源。就像我的家乡在腊八前后杀猪，那也是东北最冷的时候，离春节又近，又便于保鲜。

斟酌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执着这一观念看先民的祭灶，会发现融合在仪式之中的纯而又纯的元素，那就是家。这是比乡井还要具体，更加靠近生命靠近心灵的处所。这里是袅袅炊烟的生处，是驱走饥寒牵肠挂肚的所在，是梦魂中与母亲的发鬓相伴的影像。无论古今，家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不是厅堂，而是厨房。如果说过年是回家最后的时限，那么灶就是家的最精准的坐标，不然汉语里就不会有那么醉心的四个字——炊烟袅袅。

不懂得春节的文化意义，就很难了解中国人。过去看林语堂的书，得知西方人对我们有一个评价，说中国人生活在感情的世界里。当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在中国人的生命旅途上，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挂满了关于祖先、父母、夫妻、儿女的灯笼。我们确实生活在感情的世界里。

过了腊月二十三，就打响了“忙年”的紧锣密鼓。几乎天天有固定节目。合家大小，里里外外，忙得脚不沾地。小孩子更是兴奋雀跃，掰着手指头计算还有几天过年。在这兴奋的忙碌中，年味儿一天天发酵，越来越浓。

我国各地过年的风俗习惯略有差异，基本上大同小异。

以我的家乡东北乡村为例，小年之后，首先是大搞卫生。洒扫室内尘土，做到窗明几净。衣服、窗帘、床罩、被褥等等，都要清洗。个人洗澡的时间可以稍后一些，最迟不能超过腊月三十。这些事情，再懒的人也要做的。

这期间还要磨豆腐，撒粘糕，蒸粘豆包，做好以后，放到仓房冻起来，可以一直吃到正月末。这可以为正月里休闲娱乐活动节省下很多做饭的时间。

除夕前两三天，每家都开始贴窗花、贴年画，拿着红纸请村里书法好的人书写春联。

腊月二十八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刨冻肉。东北的农村，腊八杀过年猪之后，除了请全村人饱餐一顿之外，剩下的便大卸八块，选择院子挡光的一角，用干净的雪铺垫、覆盖，再从井里打来清水，反复洒在上面，冻成一座小型冰山。这比任何冰箱都要保鲜。到了腊月二十八这天，要把一部分冻肉刨出来，拿出几块摆在案子上化开，为年夜饭准备食材。普通农家，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肉，这时突然有这么多猪肉摆在面前，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尤其是小孩子，更是两眼放光，围着桌子转。孩子们不懂烹调，但想象力丰富，小翅膀一下子就飞跃了各个环节。看着鲜肉流口水，成年人谁能有这觉悟？

东北人家煮肉，只要大铁锅装得下，不怕块儿大。猪肉下锅，年味儿终于可以闻得到了。

在我的记忆中，最清晰的年味儿，是擀花椒的气味。回忆童年时代，感觉中村子里的很多人家都没有专门的面板，但是几乎每家都有两口大柜，一般都是父母结婚置办的，用来储藏重要的物品。大柜通体实木，高一米左右，五六十公分宽，长度应该不小于一米五。两个可以掀开的柜盖，取下来里面朝上，就是一张面板，可以用来擀饺子皮。家里的柜盖每年都要用来碾压花椒，平放在土炕上，用一只酒瓶，把大约二三两干透的花椒粒，分成数份，在柜盖上来回推压，直至碎成粉末。卡卡脆响中，满屋子都是花椒的香，忙碌的家人来回地走动，身上也会沾染一些，有点儿像古书或者中药的气味。杜牧《阿房宫赋》中说：“烟斜雾横，焚椒兰也”。在古代，椒和兰，都是很奢侈的香薰材料。至今一想到过年，就会记起屋子里弥漫着的花椒的芳香。

年前这些准备工作，都是有次序的，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每家都有合理的安排。谁家遇到不明白的事情，可以向村中长辈以及可能懂得的人请教。很多知识，在此后的一年里也都是有用的。有句俗话说，傻子过年看邻居，过日子往往如此，榜样就在身边。村子里如果有理家能力差的，或者经济困难的人家，亲戚邻居，都不会看笑话，总有人送些米面油盐、煮熟的食物，或者亲自帮忙。记得童年的时候，父母总会打发我们，去某某家看一看，也不说什么事情，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总要仔细询问。

忙年增进了亲戚邻里之间的和睦，年节的喜悦，也激荡着人们内心的善良博爱。过年期间，见有人受苦或者心情不好，对东北人来说，是不可以漠视的。

春节最重要的时刻是除夕，这是从腊月三十日晚餐开始的大年夜。家家户户，最好的菜肴，都会展现在晚餐的桌子上。这就是年夜饭，这是中国春节文化的重头戏，是万万不可少的。传统的老北京年夜饭必有“荸荠”，取谐音“必齐”的意思。可见合家团圆是年夜饭最大的价值取向。“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宗族观念、家庭观念最集中的体现。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最开心的是团团圆圆。这顿饭，也是与祖宗神灵共进的晚餐，是家族成员之间彼此认同和感情沟通的机会，很具有神圣的性质。外地返乡的人，如果未能及时赶回来，会成为全家人最大的遗憾。

年夜饭是一年之中最丰盛的，菜肴往往多到几天都吃不完。好在天气寒冷，容易存放。有的人喜欢回锅肉，喜欢烩菜，为什么喜欢其中的味道呢？归根结底，这都是从幼年开始，年夜剩菜的味觉记忆。快乐中接受的事物，总能念念不忘。

年夜饭之后，是一家人的娱乐时间。所有的家务都做完了，所有人都可以坐下来休息。从前的乡村，火盆是此时全家人的中心。最老的长辈、最小的晚辈，离火盆最近。现在家家都有沙发，宽而且长，很舒适。但是坐着的时候，总觉得格局有点儿松散，人气不足。比较起来，暖气比火盆强十分，但是我还是十分怀念当年的火盆，熏人欲睡的温暖。

如今全国各地，基本都是守着电视机，观看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也是中国人最惬意最欢乐的时刻。东北人家晚上10点以后，便开始燃放鞭炮、煮水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几乎是突然之间，远近鞭炮齐鸣，响声连成一片。这时，整个中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都沉浸在节日的兴奋中。仿佛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欢乐，送给别人，送达四方。所谓鸟鸣嘤嘤、鹿鸣呦呦，同一节日，同一步调，同一声音，更容易让人感受普天同庆、民胞物与。

爆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最初是将一截竹筒烧热，令其出汗，然后快速摔到台阶上，发出爆裂的声音，是谓爆竹。宋代出现了火药爆竹，声音更大。神话传说有一种魔兽专门在年夜袭击人类，它唯一害怕的就是爆竹的声音。想来或许是古时候人烟稀少，出于对黑夜的恐惧，所以才制造轰鸣巨响。那么平时怎么不用爆竹呢？平时大家都不出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不着的。偶尔出屋子，贪黑办事的人用不用爆竹呢？别人都在睡觉，你放爆竹，噼噼啪啪，不是找骂呢么。估计就算怕黑也得挺住，这叫少数服从多数。

现在想来，童年乃至少年关于春节的记忆，鞭炮的诱惑要远远超过对美食的渴望。一年的梦想都在除夕的午夜噼噼啪啪的炸响中。那个时候，饺子已经包完，父亲拍去手中的面粉，在院落里放下一张炕桌，桌上摆着贡品和香火。不远处燃起一堆篝火，就在这堆篝火边，被打开包装的鞭炮已一字摆开。早些年的所谓烟花爆竹无非是“二踢脚”（也叫双响子），一挂200响的炮仗，以及“钻天猴”、“摔炮”、飞碟等一些小玩意。我年龄稍小的时候，只能捂着耳朵看着父亲和哥哥在放鞭炮。那时的“二踢脚”很安全，是用手拎着放的，第一个响炸在手里，第二个响响在半空，此起彼伏，煞是好听。放鞭炮是一年最热闹的时候，所有人都聚在院子里看满天的焰火。当然，也经常有一些糗事发生。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孩子放的“钻天猴”就意外地斜刺里冲向人群钻进了一位奶奶的裤腰里，火星四射，害得老太太掂着小脚在原地跳舞。放罢鞭炮，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们便拎着纸糊的灯笼挨家挨户捡拾未炸响的炮仗，揣在兜里，没事的时候拿出来在小朋友面前显摆。也常常用来吓唬女孩子，点着一个扔在她们面前就跑。有大一些的淘气的男孩子，还会把一挂小鞭系在猪或狗的尾巴上，点着以后看狼奔豕突的样子，有时也因此引燃了柴草垛，遭到大人一顿暴打。可惜这一切都成了遥远的记忆，现在城里的孩子只能当童话听了。

往昔的春节，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李谷一《难忘今宵》的美妙歌声。“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这是对当代春节文化的最好的诠释。

除夕夜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清时代就已经盛行了。饺子要在10:30之前包好，鞭炮响起，饺子下锅。因为新的一年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从半夜子时亦即11:00开始的。所谓天交子时，正是旧年的亥时与新年的子时更替的时刻，而饺子的谐音，正好与交子相同，因此就有了更岁交子的寓意。

按照旧俗，家人之间的拜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是在鞭炮响起之后，吃饺子之前，现如今内容还在，时间上已经比较灵活了。

正月初一早晨，第一件事是贴春联，早饭过后，开始到同宗的亲戚家拜年。拜年的次序是先从辈分最高的人开始，符合吉事尚尊的礼节。初二丈夫要陪着媳妇回娘家，带着礼品给岳父岳母拜年。新婚的女儿一般是初三回门。为什么新婚的女儿回娘家要晚一天呢？这大概是因为新媳妇初来乍到，为了在新的家庭里面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要协助婆婆做完家务，给重要的尊长拜年，礼节上要做得充分些。再晚一天回家行不行呢？夫家需要考虑儿子与岳父母的关系，考虑到对方期盼看到女儿的心情，所以迟了不行，早了也不行，实践证明，初三这一天是恰好的。通行的礼节都是权衡人心的最折中的结果。

春联须在大年初一的日出之后、午饭之前粘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元日》诗，脍炙人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

春联是中国独特的节日文化，起源于古人辞旧迎春的桃符。把神荼、郁垒两个神的名字，刻写在桃木板上，挂在正门两侧，用以驱邪祈福。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在桃符上分别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两句，文史学界一直以来都认为这是最早的春联。直到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敦煌遗书，人们发现更早的春联，是唐人刘丘子作于开元十一年(723年)的两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这比后蜀的春联早了240年。明朝初年，由于朱元璋的大力提倡，新年题写、粘贴春联，发展成全国规模的文化活动。此后春联数量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精致。

春联又称对联、对子，上下两句，须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以此类推，词性相同，词意相对。上下句相同位置的字词，平仄声调必须是相反的。也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声调出律必须有拗救，两句的意思不能太接近，太近就犯了合掌的毛病。总之遵守的是唐代五七言律诗对联的规矩。

东北人家不论贫富，过年都要贴副对子。过去，许多文人、书法家就是通过小时候给村邻写对子崭露头角的。我的的一位本家前辈，书法很不错。据老辈人讲，他十岁就给村邻写对子，因为天冷，一边写，一边用袖子擦鼻涕。等到对联都写完了，袖子冻得邦邦硬的。他的名气也由此传遍十里八村。我对书法的一点爱好，也是因为过年写对子。父亲是村小的老师，每年都负责给全村几十户人家写春联。起初我在旁边看热闹，打下手，到了十二三岁，就把这个活计从父亲手里接了过来，一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乡。农村里有很多老人不认字，有时我要亲自到家里帮他们把对联贴好，上下联弄错了倒是小事，如果把“肥猪满圈”贴在家里的门楣上，玩笑就开大了。以前这样的笑话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心里有一个愿望，能在年前回老家给乡亲们写一次春联，可惜每年的年根都忙得不可开交。

正月十五闹元宵，是春节的“压轴戏”。至此，中国的“年文化”由家庭团聚，到亲友互拜，最后走上大街，变为全民狂欢。

元宵节的主要节目是“灯会”。据说宋朝京城的元宵灯烛竟有数十万盏之多。除了灯会，还有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耍龙灯、舞狮子，以及武术、杂耍等等。男妇嬉游，无拘无束，灯火辉煌，万人空巷。

隋唐以来，元宵节法定假日通常是三至五天。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甚至下令将假期延至十天。元宵节对古代妇女尤有重要意义。依据礼教，古代的女性，尤其富贵人家的女眷，是不可以随便上街的，唯独元宵节可以例外。

据说当年司马光的夫人梳妆打扮，准备上街看灯，司马光酸溜溜地问她：“家中有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道：“某是鬼耶？”用现在的话说：“难道我是鬼吗？”语气中已经包含了火药味。他的逻辑是：既然你要看人，那么我也是人，你在家看我好了。这个逻辑显然不成立，这是偷换概念。此“人”非彼“人”也。他应该明白，夫人想看的并不是他的这张老脸。后来夫人一声“拜拜”，绝尘而去。司马光即便有气，也只能自己在家砸缸了。元宵节就是这样的风俗，大家闺秀都可以任性，没有办法。

元宵之夜，皓月当空，美女如云，风流才子岂能宅在家里？有“江南第一才子”之称的唐伯虎便写有《元宵》诗：“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诗写得很唯美，就是有点像绕口令。但人家是才子，怎么写都行。正如俗语所说：“过年死个猪，不好也得说好”。

元宵灯会上最能引人入胜的，是猜灯谜活动。灯谜往往是写在灯笼上，或者写在彩纸上，悬挂起来，任由观众竞猜，并设有各种奖项。这可是展示文化底蕴与才艺的机会，自古文人墨客，才子佳人，都不甘示弱的。元宵灯谜，与正月初一的春联，是春节期间最显著的文化景观。在我上学期间，长春南湖公园举办元宵灯会，看到一条谜语，负责兑奖的小伙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只听他正在跟人说：“这个没人能猜到”。他越这么说，我越是要看看。灯笼上粘贴一个绿色纸条，上面写着“好友相逢，打一曲牌名。”我就凑过去问，给啥奖品？我至今还记得小伙子一副不耐烦的样子。“相见欢！”我大声跟他说出三个字。至今我也记得小伙子脸上的复杂表情。

在东北，因为气候条件得天独厚，元宵节期间，除了花灯，还有冰灯。节日里的男女，彩衣笑脸，三五成群，仿佛置身龙宫，穿行在晶莹璀璨的水晶世界。哈尔滨的冰灯举世闻名，长春的冰灯每年都有，也不逊色。整个的正月都可以观赏，直到春风送暖，冰雪融化。

春节期间的许多习俗，产生在我们民族的童年时代。用现在的观点看，可能觉得幼稚、天真，甚至荒诞。其实古人的风俗，几乎每一样，都有其现实生活的基础。比如祭祖，实质上是对先人惠爱的一种回报。敬神，实质上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各种仪式的规程，所对应的，恰恰也是实际生活的合理次序。一个个节日，每一样风俗，在我们的情感河流中，都是往昔生活的岛和桥。

出了正月，即便是北方，天气也开始回暖了。城市楼檐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流淌。敲打在石阶上的淅淅沥沥的水滴，与不久之前的爆竹烟花相比，显得格外宁静。而一个盛大的春季，正是在这样的宁静之中，悄悄地来临。

（作者系吉林日报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