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法何妨有异同，十年苦斗各抒忠。

雄文未许余曹敌，亮节堪为一世风。

惜逝惊添霜鬓白，忧时喜见铁流红。

中原正作存亡战，百万旌旗祭树翁。

1937年10月，在《救亡日报》上，田汉发表了这首《纪念鲁迅逝世周年》。

鲁迅在世时，与田汉多次笔战。鲁迅去世后，田汉将《阿Q正传》搬上话剧舞台，并想撰一长文解释与鲁迅的恩怨，后因抗战爆发，不了了之，从此诗看，田汉大概是想说：自己和鲁迅只是“方法”不同，虽有误会，但忠于同一阵营。

此时田汉尚未意识到自己人性中的幽暗，直到1961年，田汉才有所觉醒，可惜太多遗憾，已追悔莫及。

把鲁迅当成“玩具”

1930年4月，田汉与鲁迅一起加入左联。一次内山完造宴请日本作家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在座，田汉酒后兴奋，大谈与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当场离席，并对夏衍低声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谷崎擅写虐恋，对田汉早期创作影响颇大。

1934年8月，《社会月报》发表了鲁迅的文章，同期有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杨本是共产党员，后脱党，他在《赤区归来记》中公开了一对党员夫妇的名字，致二人被捕。田汉想让报社停刊杨邨人的文章，却采取了离奇的方法。不久，一名叫“绍伯”的作者在《大晚报》上发文称“（鲁迅）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鲁迅与杨邨人曾有过笔战的积怨，听说“绍伯”就是田汉，顿时大怒，撰文斥责田汉“化了装背后给我一刀”。

《社会月报》果然停了杨邨人的稿，田汉自以为得计，虽给鲁迅去信致歉，但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田汉）恶意地在拿我做玩具。”其实，“绍伯”可能是田汉表弟易绍伯，田汉从没用亲戚的名字做过笔名。

“四个汉子”埋下祸根

1934年10月，夏衍、阳翰笙、周扬去拜访鲁迅，没想到田汉也跟来，夏衍不好拒绝，只好带他去。这次拜访本来很愉快，可提到胡风时，田汉又莽撞了一把，说此人不可靠。鲁迅不高兴地说：我不相信。

胡风曾在孙科手下工作，左联诗人穆木天被捕，经营救出狱后，称主审官讯问很详细，偏偏不提胡风，怀疑胡风是国民党内线，胡风知道后，愤而辞去左联中所有职务。鲁迅对胡风很同情，认为穆木天不可靠，因为他曾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过脱离左联的声明。

这年底，鲁迅没收到左联内部油印小刊《文学生活》，胡风负责时，按时送给鲁迅，鲁迅每月支20元经费。鲁迅便问茅盾，茅盾也没收到。鲁迅忙托人借阅，里面是左联1934年工作报告。

作为左联盟主，居然看不到年度工作报告，鲁迅对田汉更加不满。1934年，国民党加强管制，内部刊物减少流通也属正常，但不知为何，未与鲁迅沟通。

1936年，左联行政书记徐懋庸发公开信指责鲁迅，令病中的鲁迅大怒，称徐“昏蛋”，在答信中，写下那段著名的话：“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个汉子：田汉、周起应（即周扬），还有另外两个。”

鲁迅先生当然想不到，田汉后来竟因此而死。

并未陷害吴祖光

1957年，“反右”运动中，田汉参与批判吴祖光，1956年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发表谈话，并无出格之处，可讲话稿发表后，被冠以《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吴极为惊讶，传说是田汉定的标题，但据当事人张颖、屠岸回忆，此标题出自其他人之手。

吴祖光据此被定为“反革命右派”。吴祖光晚年撰文称，田汉当时也差点被划成“右派”，为了上岸，故意陷害别人。

其实，田汉并无此意，1961年，田汉曾对宗白华忏悔道：“我后悔呀！我真后悔！悔不该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批斗自己的同志。1957年批判吴祖光的时候，我也相信那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田汉一生率直，加入创造社后，受“浪漫主义”蛊惑，将任性、粗疏误为张扬个性，将不拘小节误为破除虚伪，他曾在戏剧中借人物之口说：“生活欲不旺盛，烦闷也不能深刻。”可在动荡时代中，深刻的代价实在太沉重。

1966年，田汉被“专政”。1968年12月10日，田汉死于狱中。

（据《中国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