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的夏天，年逾古稀的父亲要回河北老家省亲，并对我说；“你把我孙女带上，咱祖孙三代一起回老家。”父亲的这个要求有些令我犯难，父亲已70多岁，腿脚不灵分了。女儿才满5岁，活泼好动。带着这一老一小回千里之外的老家，还要乘火车转汽车，一路的舟车劳顿爷孙俩怎能消受得了。可老人态度坚决非去不可,我便和妻子商定带爷孙俩回老家。

我是在东北出生的，30年没有回过老家。父亲说你第一次回老家要看看亲朋长辈，总得带点土特产啥的。我那时的工资水平，人参、鹿茸等东北特产是买不起的，妻子说不如买杂粮杂豆吧。于是，我跑到农贸市场买了些绿豆、红小豆、芸豆等杂豆，把旅行包装得满满的。一切准备妥当，我向单位请了一周假，托人买了两张硬卧车票，携着祖孙俩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赶到火车站。火车是第二天凌晨2点发车，我们在候车室里呆了近3个小时。女儿对一切都觉着新奇，看看这，摸摸那，跑来跑去，玩了一个小时后就困得挺不住了，倒在我的怀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火车进站了，我背着鼓鼓囊囊的旅行包，一手抱着酣睡的女儿，一手搀着父亲，待检完票走出候车室，才知道我买的车票是加车票，在后面13节车厢。我抱着女儿搀着步履蹒跚的父亲找到那节车厢时，已是汗水淋漓了。列车员看到这样的情景，连忙接过我抱着的女儿，帮着搀扶老人上了车。我们还没有安顿好铺位火车就开动了。

下午3时左右，火车到达山海关。这是我们回老家的第一站，要去看望居住在这里的二姨。二姨是我母亲家唯一健在的老人，父亲说她和我母亲一样没什么话语，人很实在。出山海关车站要走一段很长的地下通道，当我搀着父亲领着女儿一步一挪地走到出站口的时候，出站口已关门了。前来接站的二姨夫正在和验票员嘀咕着，看见了父亲就隔着铁栅栏一边招手一边喊：“哎呀，可把我急死了，我还当你们不来了呢。”我抱着女儿刚出站口，二姨夫就把女儿抱过去，看着我说：“这是外甥吧，这是小孙女吧，好啊，好啊，总算看见他姨家的子孙了。你二姨这几天盼得都睡不着啊。”说着领着我们上了一辆三轮车。对司机说：“这是我外甥，打关外来的，30年没见过面啊。”“是30年呐？真不容易呢。”司机一口唐山腔调。“我这姐夫解放前就去东北了，50多年也没回来过两趟。”“是呢，这回来了就多呆些时候啊。”司机热情的说。父亲笑着点头迎合。

三轮车在山海关城楼前停下，我望着这座威武雄壮的城楼，看着城楼上悬挂着的“天下第一关”5个苍劲浑厚大字的匾额，心中油然升起一种怀古情思。二姨夫引导我们穿过山海关的东罗城门楼，走过一座小桥，指着前方说：“再走几步就到家了。”我顺眼望去，看见一座青砖白墙的小四合院落就在眼前了。这是一个坐北朝南的小四合院，正面3间房，东西各有两间厢房，正、厢房都是青瓦白墙，院门底座是青石白灰勾缝，门洞由青砖砌成，门楼铺着橙色的琉璃瓦，整个四合院显得古朴典雅。“他二姨，看谁来啦！”刚到门洞口二姨夫就冲屋里喊着。二姨应声从屋里走出来，还没说话就抹着眼泪抽泣起来。我鼻子一酸，眼泪噙满了眼窝。二姨抱起女儿亲着，泪水沾湿女儿的双颊。“小孙女都长这么大了，我那可怜的老姐姐啊，一走就再也没回来过。”二姨抱着我女儿痛哭起来。父亲哽咽着说：“是我不好，我没有照顾好她。”“唉，都过去啦，你们老少三代回来多好啊，快进屋吧。”二姨夫搀着父亲，我挽着二姨，走进屋里。

在二姨家住了两天，二姨每天天放亮就起来，挎着菜篮去早市买些活的螃蟹、大虾等海鲜，调着样做给我们吃。女儿玩不够螃蟹壳和海螺壳，走到哪都要拿着，直到我带着她到海边看海时，给她买了一个小螺号，她才把那些贝壳忘记了。我领着女儿畅游了山海关和老龙头。高耸雄壮的山海关下、碧海金沙的大海边，留下了她儿时的记忆。她光着两只小脚丫在涌来的海水里追逐着浪花，在湿软的沙滩上“筑造”她心目中的“伊甸园”，在退潮的海滩上寻找着小螃蟹、小海螺。

告别了二姨一家，我们从山海关乘汽车到昌黎，又从昌黎转车到了一个叫大夫庄的村子。这里是我父母出生的地方，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这就是我的老家了。站在老家的村口，我看见了不同于大海的浪花，那是郁郁葱葱的滚滚麦浪，绿色的海连接着蔚蓝的天。而这蓝天下绿海间那条条阡陌，就是我祖辈日出日落、辛勤劳作所走过的路。父亲步履蹒跚地走在前面，女儿在乡间小路上蹦蹦跳跳，我背负着沉重的行囊踽踽行走。远远地看见了那条小路的尽头，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把手搭在额头前瞭望着正在向她走近的我们。当我们走到她面前的时候，父亲凝视着她，声音颤抖着说：“老姐，你……好吗？”站在我面前的白发老人是我的姑姑。姑姑伸出那双有些弯曲的手，摩挲着我的头说：“回来啦，回来啦。”她慢慢地弯下腰去，用手摸着我女儿的脸蛋，“孙女都长得这么高了，姑奶可抱不动啊。让你爸抱着，走，咱回家。”

走进村里，一趟趟整齐的乡村民居展现在我眼前。民居都是青砖白墙，门楣、窗户上嵌着一根漆成大红颜色的横梁。家家户户的院墙都用红砖砌成，院子门楼上铺着灰瓦。姑姑说这些民居是唐山大地震后政府帮建的，个人没花多少钱。“你爷爷也是那年走的，我给你爸发了电报，可他没回来。邮来点钱，我就发送了。”姑姑慢声慢语地说。父亲听了低下头，默默地走在后面。“到家喽！”姑姑推开院门，我环视着院落，院子收拾得很规整，一侧是几块菜畦，里面生长着嫩绿的蔬菜；一侧是几间低矮的储藏室。姑姑指着一间说：“那是榨油坊，咱这里家家榨花生油和芝麻油，吃不了就拿到大集上去卖。”说话间，我们已来到屋里。屋内没什么摆设，但很干净。放在炕梢的长形木柜吸引了我，那是个紫檀色的木柜，中间两扇对开门上镶着两块画着凤凰的瓷砖，古色古香的。我摸着光亮的柜面问姑姑：“这木柜像是古董哎？”“那是炕琴，是你妈的嫁妆呢，还有那个花瓶，也是你妈打娘家带来的。”听姑姑这么一说，我看见了立在墙角的那个大花瓶。花瓶有一米多高，白釉面上画着仕女图。我走过去细细观赏，发现瓶口有一道裂纹。“原来是一对哩，地震那年砸坏了一个，可惜了呢。”姑姑惋惜地说。我看着这两件母亲的遗物，想起了母亲，脑海里幻化出她当年出嫁时的情景：她披着红盖头，坐在大红的被子上，身后是那个乌亮的紫檀色的炕琴。地下的茶桌两旁，一边摆放着一只大花瓶……

掌灯时分，村里的老少亲朋都过来问候。姑姑张罗了两桌丰盛的晚餐，父亲、姑姑等长辈们在炕上，晚辈们则围坐在地桌前，推杯换盏，讲着长辈们过去的故事、孙男嫡女的趣事，讲着关内和东北的不同风俗习惯和语调，其乐融融，一直持续到深夜。

姑姑要留父亲多住些日子，而我必须要如期返回了。临走的前一天，姑姑说：“去给你爷爷上上坟吧。”父亲执意要去，我们祖孙三代一起前去祭拜。爷爷的坟墓在一片花生地旁，坟墓不大，也没有墓碑，坟的周围长满了青草，草丛中开着许多无名的野花。我把爷爷坟墓上的青草拔掉，女儿在青草间采摘着小花，我也摘了一些白色的、黄色的、蓝色的野花，和女儿采摘的放在一起，编织了一个花环，放在了爷爷的坟前。

父亲伫立在爷爷的坟前，深邃的目光里蕴藏着一种愧疚——他没能在老人身前尽孝道。望着父亲，我想起了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乡愁》中的诗句“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不是吗，一个漂泊在外50多年的游子，无论到哪里，这种扯不断的乡愁是永远挂牵着的。

在一个炊烟氤氲的早晨，我牵着女儿的手，眷眷地离开了我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