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盛赞文艺复兴时代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用非常类似的句式谈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一论断让我们明确而深刻地意识到，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可以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中国所遇到的风险与机遇，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中流击水的伟大时代。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国内外实践的诸多挑战为哲学社会科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从世界格局上看，我国虽然在经济上已经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仍然没有取得相称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制定权。对此，我们虽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虽然建立起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虽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采取了一些措施，设计和利用国际论坛回应对中国的曲解和误解，但是面对这些在国际社会组织化、规范化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国家，我们该如何确立中国主导的国际机制的方向与步调，不仅值得决策者深思，也需要理论家提出理念和建议。从国际事务看，我们面临着经济合作、环境维持、人权保护、防范和治理恐怖主义、边境安全、海洋划界、区域冲突、航行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能够在联合国、多边国际体制和双边协商谈判中提出何种方略和日程建议，对于全世界人民应对风险社会，构建一个稳定健康的环境都非常重要。这些方面，国际社会的各个行为体都热切地期待着中国的哲学社会工作者能够在思想理念上、在制度构架上、在治理模式上，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这也就必然是中国理论发展的伟大契机。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不仅面临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中国化的宏大理论课题，需要解决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问题，需要设计并实践中国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创新，以有效地吸引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文化的传承和推展，并使得更多的中华文化圈以外的人了解和热爱中华文化；还面临着如何进行思想革新和理论建设，来面对当代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以保证国家经济能够可持续地发展；如何保证社会公正，特别是避免贫富分化，以保障社会稳定；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创新和创业激励机制，以使中国的科学技术智慧和创新转化到市场之中，促动产业发展；如何有效地维护自然环境与资源，以真正实现生态文明；如何设计和发展从政党到公民的社会治理制度，以形成一个既能够促动社会活力，又能够保障社会和谐的运转体系。上述问题，无不期待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家予以深刻的解读，并提供战略性的建议。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有责任、有能力为社会发展的重大前沿问题提供思想导引和理论支撑。伟大的理论必须面对社会现实，着眼于解释社会现实、指引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是凡俗而生动的，用理论进行解读和阐释面临着诸多艰辛和困难。然而，优秀的理论工作者就应该有这种勇气和毅力，从平凡开始，从点滴做起，积累素材、分析资料、锤炼观点、凝结智慧，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真理论，才是能够代表中国伟大社会实践的伟大理论。只有那些不辞劳苦、扎扎实实地投身于这个伟大的时代，并为厘清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懈努力的人，才有可能“不废江河万古流”，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理论发展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