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德 秦富梁

“一颗饱浸抗日英雄陈年旧血且锈迹斑斑的‘子弹’，由开国中将刘飞所携，从江南水乡呼啸而来，在历史的天空划出炫目弹道后，已然蝶化为脍炙人口的红色传奇。”军旅作家高建国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因生动再现抗战传奇引起广泛关注。

有评论说，作品是对“江南抗日义勇军”(下文简称“江抗”)历史缺乏认知或了解又疑信参半者的强烈补钙，是对“战争历程和文化精神的双重书写。健在的“江抗”老战士、新四军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江抗”后代，对这部作品也十分认可，认为该书问世填补了全面翔实再现“江抗”历史及英雄群体的文学空白。

被忽略的历史隐秘角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后，高建国一走入驻豫原第二十集团军，便立刻发现了这支部队与其他部队的迥然不同处。部队历史与红色经典《东进序曲》《黄桥决战》《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密切相关,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现代戏《芦荡火种》《沙家浜》取材于该部36个伤病员阳澄湖斗争经历。

1948年11月，刘飞在大运河畔的窑湾古镇挥师歼灭国民党第六十三军，淮海战役首战告捷，时任新华社战地记者的崔左夫赶来采访，刘飞对他提出了采写36个伤病员坚守阳澄湖芦苇荡斗争事迹的设想。9年后，崔左夫赴苏南写出的这篇特写，为原二十集团军文工团团长陈荣兰意外所得，于是成为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创作的滥觞。

历史隐秘角，以“江抗”为代表的新四军部队所具有的鲜明文化特质，令高建国不禁怦然心动。原来英勇善战的革命武装，不都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啊！能打仗、有文化，这或许是我军若干劲旅本质但却长期被忽略甚至遭曲解的一个重要特征。

高建国披阅史料得知，这支部队是保留最完整的新四军主力。1937年淞沪抗战后，上海民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量青年学生、市民参加新四军，有不少高中生，手拿钢枪，兜揣钢笔。

后来，高建国到这支部队工作，深入了解部队历史和不断接触“江抗”前辈，萌生了再现这段历史的想法并着手搜集资料。

2014年10月2日，高建国来到苏州革命博物馆，伫立陈放取自刘飞胸中子弹的展柜前凝神结思。1939年9月21日，时任“江抗”政治部主任的刘飞，率部在江阴顾山与来袭的伪军——“忠义救国军”激战，这颗子弹从敌步机枪中射入他的肺部。

烽火远去，厮杀渐歇。高建国感到，那颗黑与红的经历参半、烙印着特殊历史而又令人憎爱交加的子弹，7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飞翔，不仅引发了红色经典创作，而且打开了透视中国共产党人战略运筹和苏南东路地区抗日英雄谱的窗口。

成书后，人们发现，那颗在广袤时空飞翔的子弹，不仅是贯通战争与和平两个历史时期的巧妙构思，而且成为增益作品文学性最为显著的亮点。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高建国这部作品“让子弹飞起来了，翱翔和穿越了整个新四军曲折发展和壮大的历史，一直到解放后。”

底色背景血色苍茫

如果说，《芦荡火种》《沙家浜》是“江抗”后迹的闪耀结晶，那么，顺着子弹射来的方向，高建国在作品中对“江抗”前踪的追寻上，坚持由线到面、由浅入深，努力把镜头拉远，将“江抗”东进的重大而深远意义，放在当时国际国内大背景下透视和观照。

翻阅这部厚重之作，主人公刘飞出场前，作者不吝笔墨，拿出一整章的篇幅，以大笔勾勒的写意手法，凝重深沉地点破了日本侵略军占领大部中国气焰冲顶时两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全面抗战爆发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祸时，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开始实现历史性的空前凝聚，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是在亡国的愁云惨雾笼罩中国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思想，随着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中国抗战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翼齐飞的壮观景象。

高建国说，要使“江抗”东进战术行动的战略意义跃然纸上，必须把抗日战争阶段转换特定时期波谲云诡的国内外形势分析透，帮助人们透过扑朔迷离的历史迷雾，认清“江抗”开辟苏常太抗日根据地，无异于在中国最富足的地方给日伪心脏插上一把刀，一举扭转一度沉闷的江南抗战局面。如此开篇有了深邃厚重的基调和底色，“江抗”进军东路“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著名评论家贺绍俊说：“读了作品摘引毛泽东的这句话，我突然很有感悟，我觉得高建国他写这部纪实文学，其实也是从战术范围去向战略敲门，他的整个写法，我觉得是有一个战略的构想。”

真实方能求信史

70多年的战争岁月渐行渐远，历史深处蒹葭苍苍。访谈中，询问创作中的困难是什么？作者沉思后回答，再现“江抗”战争传奇，一是缺少鲜活的血肉，二是莫衷一是的说法令人难辨真伪。

为了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高建国调动了30年间自己全部生活和思想积累，运用了从原始到现代各种方法和工具。2015年，他利用节假日数次到江南查看重要战地遗址，寻访健在的老“江抗”，定向补充材料。在田野行走、实地踏勘和直访当事人、知情者的同时，他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甄别求证。

在上海，高建国来到“最后的护理员”、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护理过刘飞的卫生员、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白山家，看到了许多摄于战地的照片，为作品写入了几个感人细节。

60年前，新华社记者崔左夫为写《血染着的姓名》，专程采访过时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施光华。时隔一个甲子，高建国再访年届九十七岁的施光华，印证了当年陈毅确定“江抗”番号的珍贵历史细节。此后，遇有涉及“江抗”的存疑史实，则请他把关。有史料载，太仓县县长郭曦晨是抗战烈士。施光华提出，全国解放后他在上海见过郭曦晨。后查明，郭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去广州工作了。

“真实是写实类作品的生命，报告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只有坚持文学性、思想性和文献性统一，才能为时代留下一部信史。”本着对历史负责和以信史告慰前辈的精神，高建国把求真作为创作前提。他自信，全书所有细节皆有所本，无一杜撰。

寻找《沙家浜》中沙四龙的人物原型胡小龙，是该书创作的一段佳话。高建国确信，1939年秋，在日伪妄图把新四军伤病员困死湖中的危急时刻，如果不是胡小龙在敌人眼皮底下悄悄下湖解缆推出小船，在水下用芦苇管呼吸托船驶进芦荡救出伤病员，东路的抗日斗争史就要改写。

创作中，他通过有关部门查到现居上海奉贤区的胡小龙，籍贯、年龄与抗战中从阳澄湖东来茶馆赴上海的胡小龙吻合，经上海新四军“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与上海市公安局联系，终于找到了湮没民间半个多世纪的草根抗日英雄，得知其叔父、中共常熟县委地下交通站东来茶馆老板、共产党员胡广兴带胡小龙到上海谋生，后因病去世。而胡小龙则低调存世不为人知。

那一天，高建国紧紧握着胡小龙的手，由衷说道:“真诚地感谢您和叔父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在新四军伤病员最困难的时候，为护佑东路地区抗日火种作出的贡献!”

“江抗”副总指挥乔信明之子,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乔晓阳，怀着激动的心情给高建国打来电话，对作品为“江抗”传神写照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充分肯定，对他以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文字，生动准确描述抗战时期内忧外患交织和变幻莫测复杂形势及危亡岁月的各色人等，表示钦佩，并代表“江抗”后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