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工作，包括自身素质，都有不断提高适应的过程。

我拎着黑色革制的小提兜，从偏僻的乡镇坐上客车到了县城，风尘仆仆地来到县委大院，找到组织部。分管干部的副部长接待了我，把调我的过程详细说了一遍，然后领我去了县委办公室，直接上了二楼主任室。进屋后，这位副部长半开玩笑地说：“老谭，还是你们厉害，我们要调的笔杆子让你们要来了。人我给你领来了。你们谈，我回去了。”

老谭欠欠身，谦让了一声：“不坐会啦？”自己又坐下了。他胖墩墩的身材，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脆枣型的圆脸蛋，光秃秃的头顶。坐在一张紫檀色的两头沉办公桌前（据说那张桌子是土改时分财主的，曾经几任县委书记都坐过），见他那架势，我的心里胆突突的，就像装个小兔子七上八下地跳。一个乡村普通干部，从来没这么近距离与县委常委谈话。老谭说话慢声细语的，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如实做了回答。然后他说：“进办公室当秘书，困难可不小啊，住房、落户、爱人工作办公室都解决不了，都要靠自己解决。如果同意，你回去准备准备，就来上班吧，住办公室，吃机关食堂。”这番话听了冷冰冰的，没有一丝的暖意。我想，难道调我来就是干活，个人生活问题组织上一点也不考虑吗？当时，心里不是个滋味，初来乍到又咋能提个人要求呢？只是回答说：“行。”

回家后琢磨老谭的话，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老谭是个啥人呢？整党时，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主持会议的书记动员发言，都默不作声，老顾问可能怕冷场，环视一下，带头说了一句：“老谭为人憨厚。”这是批评，还是表扬呢？逗得做记录的我想笑又不敢笑。我理解了老谭，他是个不会花言巧语、不能办事、明则自保的老实人。他调离办公室后，我个人的住房、落户等三件难事，都是办公室协助解决的。

一周后，我走上了秘书的岗位。当走进办公楼，一个个穿着打扮溜光水滑、裤线绷直，皮鞋铮亮的二十几岁男女工作人员，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可能他们心里疑问：办公室是从哪挖来这么一棵“老人参”？看样子年龄比书记、主任还大。的确不假，我与他们是同届高中毕业生，进办公室我已38岁，与书记、副主任同龄。在农村多年风吹日晒，面容自然显得更老一些。我与那些年轻人很不相称，身材不高，长相丑陋。头戴一顶羊剪绒帽子，身着蓝呢子上衣，蓝华达呢裤子，脚穿非常显眼爱人做的檐白边黑布棉鞋。一个再普通不过土里土气的乡干部形象展现在他们眼前。行政科两个女的，一个会计，一个出纳，一边数钱，一边闲聊。当年，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人称“大白边”。因我穿的那双棉鞋，她俩取笑说：“咱办公室又多了一张‘大白边’。”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由陌生到熟悉，渐渐摸清了工作人员的底细。他们大多数之所以在这混饭吃，因为有的是某某委主任的公子，有的是某某局长的门婿，有的是某某公司经理的公主……都有依仗，都有靠山。我怎能与人家比，写材料，干出力的活，对不起！就要靠能拿笔杆子的“老秘书”“大白边”了。细细观察，县委、政府两办真正出力写材料的，都是农家出身的子弟。出力不讨好，而扯闲篇、跑龙套、会阿谀奉承的常得到提拔重用。

办公楼是新建的，潮湿。在北侧给我一个办公室，室内阴潮。上班头一个月什么事没有，整天干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像蹲拘留所似的。无事抽烟，是自带的蛤蟆头手卷烟，相当冲。室门不开，烟跑不出去，长了，与潮湿的涂料起反应，室内出现一种异味。后来，主管的副主任让秘书科的同志送过来一堆旧文件和领导讲话让我看，为以后写材料参考。看看就犯困，只好抽烟。实在挺不住，偷偷溜出去逛街。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位在城里工作的老乡，聊了起来，他知道我调到县委办公室说：“首先，祝贺你，没两下子是进不去的。这个单位是核心机关，很重要。有事无事要常在位，你不知道领导啥时找你有事，上班时间可不能随便溜号哇。”听了老乡中肯的一席话，再也不在上班时间逛街了。整天看那些旧文件、讲话，如翻“老黄历”，叫人心烦。后来，我天天到文书那借报纸看，搜集文章，消遣时光。

新调来的书记到位，活也就来了。我与另一位同志开始起草县委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贪黑起早忙了大约半个月，文稿交到书记手里，据说还可以。你可知道，他是行署秘书长下派的，文笔非常了得。能在他那通过，我自然相当高兴！办公室没成立综合科，我就干上了这个科的活，应该说，我还是综合科“创始人”之一呢。

春节前的一天，派我随同县委书记下乡访贫问苦。“蓝箭”在公路上奔驰，车窗外冰天雪地一片洁白，零下三十几度。车内开着空调，舒适暖和。书记与同车去的民政局长、武装部长都带夹帽，唯我带个大耳朵的羊剪绒帽子。坐在车里热，只好摘下帽子用手拿着，下车再将帽子戴上，进农家再摘下来用手拎着。一顶帽子把我麻烦够呛，显得很尴尬。在车上，那两位领导与书记谈如何解决春季抗旱的事。书记让部长多给整点抗旱小水桶，部长答应得很好，后来不知办了没有？在贫困乡跑了一圈，访问了几个困难户，天快黑了。乡领导留吃饭，书记说：“还是回县里吧。”

在进城时，武装部长对书记说：“食堂过饭时了，晚上到我们部里吃吧。”书记说：“不啦！”下车后，部长紧跟着书记，进了书记室。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部长出来，心想，部长一定领书记去他们部里吃饭了。于是，我到街上饭店买一碗面条吃。回来后，书记说：“你上哪去了，我楼上楼下好顿找。”我说：“我以为你与部长去吃饭了，我就到街上要了一碗面吃。”他说：“我没去。你打个电话，告诉宾馆一声，咱俩一块吃点多好，这让我把你找的。”这顿晚饭，本应该我请示书记后作出安排，而我随意猜想就做出了决定，这对我教育极为深刻，说明自己对工作很不适应！

春节过后，按主任老谭的要求，初六去办公室联系点某某乡。去后，只见乡领导与老谭混的很熟。天天陪老谭与我们两个秘书吃喝。他们喝兴奋了，也不管有没有下属同桌，相互拼酒，骂骂吵吵的，逗得你嘿嘿笑。在家过年也没吃上那么新鲜的鸡、鸭、鱼、肉，新鲜的蔬菜。坐在桌边我默默不语，心想，一个穷苦马倌人家的孩子，如今当上了县委秘书，就可以享受如此的美味佳肴，一时还真有点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