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字由两部分组成，“间”提示“简”的读音，“竹”表示“简”是由竹子做成的。《说文解字》云：“简，牒也。”“简”的本来意义指用来写字的竹板。清代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说木制的写字板称“牍”，竹制的称“简”，“牍”和“简”都可以称为“牒”。

从古文字学和历史文献学来考察，竹木是我国最早使用的书写材料，商代就已存在了。郭沫若《孔雀胆》的第三幕说：“简就是竹片子。古时候还没有纸，就用竹片子来著书写字，就像现在庙里求签的签一样。”这是对“简”的形象解读。

用竹制简，首先要把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后刮削修治成狭长条的简片。简有青皮的一面称为“篾青”，另一面称为“篾黄”，文字一般就写在“篾黄”的一面。新竹水分多，容易朽烂变形，所以还必须烘干水分，叫“汗青”“汗简”，也叫“杀青”。这里的“汗”是古代方言词，就是去掉竹子水分的意思，义同“杀”。杀青后的简就可以用来写字了。南宋文天祥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的字面意思是杀过青的竹简，在句中就代指用竹简写成的史书。

在不生长竹子的地方也有以木制简的，一般多用白杨木、柳木或松木，因其色白而质软，易于吸收墨汁。1930年在居延地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掘出了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的文书和东汉和帝永元五年至七年（93-95年）的兵器簿，前者由三枚木简编成，后者由77根木简编成。居延曾是汉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和河西走廊的屏障，这些遗留的木简记录了汉代这块军事要地的历史。

据王国维、马衡的研究，简的制作长度依书写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依照汉尺的长度，战国两汉的简最长为二尺四寸（约55厘米多），用以写六经及传注、国史、礼书、法令；其次为一尺二寸（约27厘米多），用以写《孝经》等书；最短的八寸（约18厘米），用以写《论语》及其他诸子、传记等书，所以东汉王充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

每根简一般写一行字，即使简很长，其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所以就需要把简编连成册。甲骨文中的“册”字象把竹简长短相间排比用绳编连之形。编连竹简的绳子有时用韦（熟皮条）做成，《史记》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熟皮条应该有很好的韧性，但反复捧读以至于韦都磨断了，可见孔子对《易》的喜好程度。

有时编连竹简也用各色丝做的绳子，据古籍记载，古代《孙子》用缥（青白色）丝绳编，《穆天子传》用素（白色）丝绳编，《考工记》则用青丝绳编。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用麻线或帛带编连的简册，如上文所述居延木简都用麻线编成，上下二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湖南长沙杨家湾6号墓出土的72枚竹简，则用帛带编连，也是二道编。竹简一般由上下二道编成，如果竹木较长，也有用三道编、四道编甚至五道编的。

最初的简册还不等于后世的书籍，只是史官对统治者言行的记录，如《尚书》的《盘庚》篇，大致是商王盘庚动员迁都时的讲话记录；《周书》的绝大多数也只是统治者的诏令训诰；《春秋》是周代鲁国史官按年月日记录的国家大事。古人把用来书写不同内容的简册分别加以命名，有祝册、玉册、立册、封册、哀册、赠册、谥册、赠谥册、祭册、赐册、免册等。这些记录了史实、言行的简册，都还是文书档案性质，不是真正的书籍。

春秋后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开始从祝史的手中下移到民间。孔子以个人身份整理修订六经，并用以在民间传播文化知识，这些简册才正式变成了供人阅读的书籍。

区别于一般的书籍，古人把那些可以作为典范的重要书籍称为“典”。甲骨文的“典”字象双手捧册置于架上，“典”的本来意义就指那些需要尊敬的、作为依据或准则的重要文献。《史记》云：“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世”。“常”就是不变，这里的“典常”是指那些在祭祀场合要求百官遵循的关于仪表容止的规范，而且这些规范是希望永远留传后世的。汉代王符在《潜夫论》中说：“是故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古人的大道就保存在这些先王留下的典籍中，如同暗夜中的一秉火把，永远明示后人。

今天，考古挖掘出的简册日益增多，2000多年前的简册及古人书于其上的内容正渐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使我们有机会拨开历史的迷雾，真切感受那遥远的年代，实为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