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代，契丹各部和所属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民族，主要从事游牧业。从阴山以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土河、潢水至霍林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是优良的牧场。辽长春州地处霍林河、洮儿河、嫩江流域。辽代初期这里是契丹人放牧之地。辽代中后期这里随着汉族人口的迁入，才开始有了种植业。

长春州的畜牧业

今天的白城一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族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他们“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行则乘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间啖麨粥”。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无一不与畜牧业产品有关，畜牧业生产是契丹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辽长春州地处霍林河、洮儿河、嫩江、绰尔河流域，这里水草肥美，是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据北宋出使辽国的使者苏颂在《魏公集》中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逐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更以诗描述契丹人的羊、马生息情况。苏颂在《苏魏公集》卷13《后使辽诗》《契丹马》诗中写道：“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才驹事力豪，略问滋养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北人牧羊》诗中写道：“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蠃角困，应抚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干皮富，湩酪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这是对当时上京道畜牧业发展状况的真实写照，不仅契丹人富以马多少而论，就连藩户亦以牧养多少论高下。同时在这首诗里还看得出来，契丹人同时也很重视养羊、养牛，但养羊、养牛却多为“散牧”，而“生息极繁”。

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决定了游牧民族的饮食结构，主要食品以肉类为主。

辽朝统治下和各游牧部落是一个集政治、军事、经济职能为一体的社会组织。“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相对游牧范围。长春州一带游牧的部落主要有乌隈部，居徐母山、郝里河（今霍林河）和迭剌部，司结部居郝里河侧（今霍林河）。在长春州附近的部落主要有：突吕不室韦部，由大小黄头室韦构成，涅剌拿古部，系大小黄头室韦俘户。此外，辽代初期契丹贵族在战争中除扩大统治区域外，同时，还掠夺俘户和牲畜，充实契丹各部，发展契丹的畜牧业。还对被征服、被俘虏的北边其他民族进行改编，形成了杂有其他民族的浮户部落，这些部落相对原契丹八部，被史学界称为“新八部”。

为了加强畜牧业的管理，辽代还专门设立了一套完备的群牧制度，设立了契丹群牧司，后逐渐完善，其机构在中央者称总典群牧使司，在地方者称某路群牧使司，下设有某群牧司，设官群牧使、群牧副使，管理着各地的畜牧业发展情况。辽朝的畜牧业生产发展很快，“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

长春州的农业

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到了阿保机时期，虽然牧业仍在社会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但由于流入契丹地区的汉人增多，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他们被安置在宜于农耕的地区，从事农业生产，使契丹地区农业成份不断增大。从《辽史》记载和有关资料分析看，辽长春州设置前，这里位于松嫩平原的洮儿河、嫩江流域，属盆地式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平原上河谷宽阔，河曲发达，泡沼广布，这既有利于发展农业，同时也是早期农业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自然条件决定了当时辽泰州的县、城、堡必须要选择在地势稍高的台地和岗地上，这样可以防治水患。这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在辽臣贾师训的墓志中留下这样的记载，“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数万工”。这里记载的“春、泰两州”就是指长春州和泰州。此外，在辽泰州所在地，今天的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内出土的辽大安七年（1091年）残损的石刻中，也提到“乣首西头供奉官泰州河堤”之事。贾师训“规度春、泰两州河堤”为大康七、八年（1081-1082年）之事，与大安七年（1091年）相距约十年，由此可以推断出泰州河堤工程浩大，仅贾师训“奉免”即达“数万工”，这在当时的中原王朝也是一项大工程，如此人力并不是春、泰二州自身具备的，可能需征集其他州县民工，才能得以完成。这段墓志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既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看出修建泰州河堤之地也是汉人集中地之一。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长春州和泰州是辽国当时的重点农业区域之一。

从今天考古资料和辽代遗址，特别是分布在洮儿河和绰尔河、嫩江右岸遗址看，辽长春州、泰州的农业大都集中在这一带，这里土地肥沃，不仅留下了众多的辽代城址，村落址，而且还出土了辽代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如：铁犁、铁趟头、铁镢、铁斧、铁铡刀、镰刀、石磨等。其铸造技术、农具造型均与今天铁、铧相差无几。这说明当时位于洮儿河沿岸的城四家子古城周围和位于泰来县塔子城周围，这一区域的人们都已开始使用这些农具进行翻地、打垅、播种等耕作。用镰刀进行收割，用铡刀进行加工饲草，喂养牲畜。就在今天，这些地方仍是农业生产示范区和粮食产量高产区。

辽圣宗时期，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辽圣宗采取奖励垦荒的政策，辽长春州、泰州沿江、沿河一带的土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垦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仅有汉人，还有契丹人等。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一再“遣使视诸道禾稼”，即派官吏到各州府观察农业生产情况，及时向圣宗汇报。圣宗还下令诸道劝农，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对田园荒废者，则沃壤，给牛，种谷。政府适当救济支持贫困农民。在农牧业出现矛盾时，圣宗首先采取保护农业的政策。统和七年（989年）“禁刍牧（散放的小牲畜）伤禾稼”。或是圈养或是群牧。统和十四年（997年）诏“诸路军官毋非时畋妨农”。军官们不得在农作物生长期进行打猎，妨碍破坏农业生产。由于圣宗保护农业措施得当，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使各府州积谷有余。统和十三年（996年），圣宗下诏“诸道置义仓”，以备“岁俭，发以赈民”。即把剩余的粮食储存起来，建立“国有粮库”以备灾荒年月，救济百姓。继以兴宗、道宗二朝，农业取得了新的成就。道宗时期，内地不少地区连年丰收。在上京道和东京道、春、泰（州）咸、信等五十余城，均各有籴仓，积谷“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辽道宗时期，在长春州设置转运使司，负责粮食外运，由水旱两路分运各地。在今天的月亮湖俗有“运粮泡”之说，盖源于此。和籴仓的粮食主要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和用于战争。依祖宗之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长春州、泰州、宁江州是辽代重要农业生产基地。辽史载：道宗初年，“春州斗粟六钱”。当时的春州一斗谷物只需六个铜钱，实在便宜。

辽代农作物据资料记载，主要以种植粟、黍、麦、高梁、谷、荞麦、糜子等旱地作物为主。

粟，是一种耐瘠耐旱、适应性极强的作物。从“春州斗粟六钱”可以看出，粟在泰州一带大面积种植。

荞麦，荞麦生长期较短，一般两个月左右，产量不高，但比较适用于当时契丹人种植。种子撒完待成熟后，直接收割， 中间没有其他的田间管理等。

高梁，高梁是一种生长于我国北方较古老的粮食作物，也是辽代普遍种植的一种农作物。

长春州的渔猎业

渔猎业是辽朝经济一个重要的补充，是契丹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辽代契丹各部虽然主要以畜牧业为主，随着封建化进程逐步向农业转化，形成了农牧业共同发展的局面，但是渔猎业始终伴随着这些游牧民族的发展过程，而没有放弃。辽长春州这一区域，有嫩江、绰尔河、洮儿河、霍林河、归流河等大小河流在境内流过，形成了众多的泡沼和广阔丰美的草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这里不仅成为辽皇帝春捺钵的地方，而且也为辽代当地的契丹、汉族等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猎资源。从辽代遗址中出土的兽骨看，当时渔猎的主要对象是鱼、鸭、雁、天鹅、水鸟等飞禽，鹿、狍子、黄羊、野猪、野兔等动物。

契丹人往往将捕鱼与狩猎结合在一起。由于地处寒冷地区，他们很重视冬捕，并且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一套破冰捕鱼的方法。每年冬春之际，“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具体的捕鱼方法有钩鱼、叉鱼和网鱼。捕鱼的工具有鱼钓、鱼叉和鱼网、冰穿等。据宋人记载，契丹人的钩鱼方法比较奇特，也饶有兴趣。一种钩鱼方法叫罩鱼。宋绶《上契丹事》曰：“藩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竅，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钩竿，罕有失者”。另有一种钩鱼方法，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记录清宁四年（1058年）辽道宗在挞鲁河（今洮儿河）钩牛鱼情形时说：“挞鲁河东与海接，岁正月方冻，至四月而泮。其钩是鱼也，虏主与其母皆设帐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使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竅四，名为冰眼，中眼透水，旁之眼环三不透，第斫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虏主，即遂于斫透眼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既中，遂纵绳令去，久，鱼倦，即曳绳出之”。

狩猎方式方法也很多，如利用海东青猎取鹅鹰等。契丹人利用鹰雕等猛禽做为捕杀工具，是猎捕飞禽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猛禽中大以海东青最为珍贵。海东青凶猛俊健，“大仅如鹘，既纵，直上青冥，几不可见，俟天鹅至半空，歘自上而下，以抓攫其首，天鹅惊鸣，相持殒地”。

猎鹿的方法较多，配合射鹿，还有舐咸鹿和哨鹿。鹿性嗜咸，洒盐于地，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放鹿鸣，既集而射之，谓“舐咸鹿”，又名“呼鹿”。而“哨鹿”则常在秋天用之。利用鹿闻声求偶之特点，吹鹿哨仿母鹿鸣，以诱公鹿前来的办法，集而射之。

这种渔猎方式对于居住在长春州一带的契丹人、汉人来讲，都不失为一种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补充。

长春州的手工业

辽代的手工业比较先进。建国前，手工业还不是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辽太祖阿保机起，由于俘掠大批汉人北去，带来了手工业技术。辽太宗占领经济发达的燕云地区后，辽代的手工业有了新的发展。

辽代长春州的手工业主要有冶铸、烧瓷、制陶、木器加工、纺织、金、银、玉、石饰品加工等行业。分布在今天白城各地的辽代遗址中，多处发现过辽代的冶铁作坊遗址。位于今天城四家子古城的辽长春州城中偏东一处高岗上，有一处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的冶铁作坊区。内发现大量的炼铁残渣和较多的红烧土地和灰烬。从冶铁作坊规模看，当时在这里从事冶铁生产的手工劳动者为数不少。从出土的铁农具和铁镞、铁钉成份分析，已接近现代08沸钢板或纯铁成份。在白城辽代的380多处遗址中，只有城四家子城内的这处冶铁作坊遗址是规模较大的。此外，在通榆、洮南、大安、镇赉等（县、市）的辽代遗址中也曾发现规模较小的锻造作坊，主要是生产一些小型生产工具。但在这众多的遗址内大都发现有铁制的生产、生活用品。可以说，当时辽长春州及周边地区的生产、生活用具包括部分兵器大都应出自长春州城内的这处作坊。这也是白城市至今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铁器生产制造加工厂。这也反映了在辽代白城的冶铁业是比较先进的。

除冶铁制造以外，辽长春州的手工业还表现在陶瓷器的制造。辽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特点表现在制造工艺上继承和学习了唐、宋的技术，在造型方面具有深厚的游牧生活特点。鸡冠壶、长颈瓶，鸡腿坛，凤首瓶和辽三彩，仿定白瓷是辽瓷器物和工艺的代表。在白城出土的陶瓷器物及散布在遗址上的陶瓷残片，大体可分出两种类型，一种是域外瓷器，即来自长春州以外的地方，这种瓷器如杯、碗、盘、碟、瓶、罐、壶等，其工艺水平明显高于当地的粗瓷产品。另一种是在当地生产的产品，在今天白城市的平安镇一带，大安市等地发现辽代窑址多处。这些窑烧出的瓷器多以实用为主，瓷质略粗糙，鸡腿坛、粗瓷碗、罐、碟等为主，在这一时期的每个遗址中都有分布。特别是契丹人特有的适合游牧便于携带使用的鸡腿坛分布更广泛，每个遗址都能找到它的遗存。这是契丹人的主要生活用具之一，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当地的瓷器制造水平。

木器加工也是这一时期的手工业生产之一。辽代运输除马、骆驼之外，主要靠车和船。特别是车，是契丹人不可缺少的交通运输工具。型制和用途多种多样，迁徙载物用大车，毡车，妇女老幼乘小车，富贵人家的车又是身份的象征。从长春州通往到其它比邻州府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车。此外，辽长春州地处洮儿河边，当时的洮儿河有“挞鲁河东与海接”的说法，从辽长春州城西门码头上船顺水可直达今天的月亮湖，辽时称“鱼儿泺”，再入嫩江，进入松花江。由此可见，当时船也是一种主要交通工具。这里的木器工业除造车、船外，还加工弓箭、桌、椅、凳等生产、生活用具。

建筑也是辽长春州的重要行业之一。在辽长春州存续的近一百多年时间里，留下了大量的建筑遗迹。主要体现在筑城和建房舍两个方面。据掌握辽长春州这一区域有城址30座以上，仅今天白城市所属范围内就有15座，其中在5千米以上的有一座，为辽长春州首府。1千米以上的有5个，其余为1千米以下。这些城都为夯土板筑，城内建筑多为砖瓦结构，有飞檐滴水，瓦脊兽，街市排列整齐。有官署、寺庙、酒肆茶楼、民居、作坊等。除这些建筑外，其他建筑遗址不下50个。这些建筑虽然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从遗存的建筑饰件和残砖碎瓦中可以看出，在千年前辽代广袤草原沙地上的这些建筑也不失气势宏伟庄严。

长春州的商业

在辽朝统治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进步，使辽朝东北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商品交换和发展。特别是辽上京、中京、南京、东京、西京相继建立后，使这里不仅是辽政治中心，也成为幅射其府州、县的商业中心。《契丹史略》载：“在这些壮丽的商业城市中，商旅辐凑，邸店骈列，贸易相当活跃”。并在五京设置都商税院，设点检、都监、判官等主持征收商税和进行市场管理；上京、东京置户部司；东京又设转运使，分别管理通商、贸易等事宜。这里虽然指的是五京的商贸状况，但在五京下的州县也根据不同的情况设有钱帛司、盐铁司、商曲院和征商榷酒等诸事务。

与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相适应，辽代除在上京道的州、县设固定场所外，辽皇帝的行宫所在之处皆有市场，并设有行宫市场巡检使，管理商业贸易诸事项。长春州一带是辽皇帝春捺钵的地方，是辽朝春季政治中心，随着每年一度的春捺钵活动，这里又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除此之外，从辽长春州城内建筑遗址看，这里既有码头，又有商业街市，虽然还没有经过挖掘了解其更深的内涵，仅从每年西北风过后，裸露在地表的铜钱就可以证明这时商品交易不仅存在，而且相当活跃。在白城八十年代文物普查以来，发现了大量的钱币窑藏，每罐大小不等。2002年10月，在洮北区岭下镇石头井子村和吉庆村，村民取土时先后发现两个窑藏，其中一罐54公斤，另一个18公斤，总共72公斤，共1.2万余枚铜钱。在这些铜钱中，大多数属宋代铜钱，其中尤以“皇宋通宝”“元丰通宝”“元符通宝”为多，并有部分辽钱，如“乾统”“寿昌”“大安”等铜钱。

商业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耶律阿保机之父撤剌时，已开始铸造货币。而从考古发掘所得知保留至今的辽钱考察，最迟在阿保机时期辽朝已经有了自铸的金属货币。辽朝实行年号制，皇帝即位或改元时便铸造货币。辽朝九帝，使用22个年号，多数年号钱已被发现。货币铸造由国家统一管理。太宗置五冶太师，掌四方钱铁。景宗时置铸钱院，岁铸钱500万贯。此后，在长春州、平州、辽西、蔚州等地都设有钱帛司，以都监或提点掌握司事，严禁私铸和外流。

从辽朝时期对货币的需求量和今天散布在白城辽代遗址上的钱币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是比较发达的，人们用手中的钱币，购置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商贸的发展，促进了辽朝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商贸活动也加强了辽朝与东北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长春州的交通

交通路线的开辟和交通道路的通畅与否，对于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辽朝建立后，随着东北区域的拓展和五京道、州县建制及部族制统治的建立，特别是随着契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兴起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以上京、中京和东京为中心又陆续开辟了一批新的交通路线，从而形成了通往辽上京、中京和东京的交通路线网。

长春州是辽朝核心区的边缘地带，是辽上京、中京、东京通往东北边防城和女真的重要交通要道。据考证主要交通路线有：

辽上京通往五国部道，这条路线也是辽皇帝春捺钵的路线。

从辽上京经阿鲁科尔沁旗、扎鲁特旗、科尔沁右翼中旗、突泉、长春州（洮北区德顺乡城四家子古城），宁江州（扶余伯都纳古城）至按出虎水（阿拉楚喀城），沿松花江到今黑龙江省绥滨县（五国部分）。

另外一条通往辽中京路线是从长春州经拉户嘎古城（通榆县边昭乡），凤州（长岭县新安镇乡），韩州（辽宁昌图八面城），法库，彰武、阜新、北票、朝阳、建平到辽中京城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辽中京）。

通往辽东京的路线是，从长春州(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经拉户嘎古城（通榆县边昭乡），凤州（长岭县新安镇），韩州（辽宁昌图八面城），开原（咸州），铁岭（银州），沈阳（沈州），到辽东京（今辽阳市）。

以上辽中京、东京路线沿途分布着辽代建的头下军州城达15个之多，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不能一一标定。

除此之外，长春州区域内交通四通八达。从长春州至泰州金山县沿洮儿河可直接到达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苏木古城村。这里沿途有许多戍堡和村屯遗址。从金山县可直接到达兴国县，从兴国县可直接到达乐康县，即到达位于今天泰来县塔子城，即当时的泰州。这之间的沿途多有戍堡和村屯遗址。

州际之间的交通也是如此。 （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