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辉

北元时期是指1368年8月统治全国的元朝被明朝政权推翻后，元朝皇帝被赶出元大都后，不断组织力量反击，企图收复中原。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元朝势力采取征讨和招抚并用的策略。其结果双方都没能如愿以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这一时期，在史书上称之为北元。

北元时期活动在东北及白城一带的北元势力，主要是以纳哈出为主。纳哈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麾下名将木华黎后裔子孙。木华黎受封太师、国王，掌管左手万户，统辖兴安岭左右地区。此后他的子孙世袭国王爵，成为辽东方面的地方实力派。纳哈出本人曾为太平路（今安徽当涂）万户，至正十五年（1355年）为朱元璋军所获，因系名门之后，被释北归，返回辽阳。

辽阳行省是元代蒙古族居民及蒙古军队驻扎地较多的省份。因此也是明朝初期北元势力较强的地区。元朝末期，在红巾军的猛烈冲击下，极大地削弱了元朝中央政权对辽阳行省的控制，行省境内的地方官员或蒙古贵族，在镇压红巾军的战争中，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开始扩张个人势力。在元朝皇帝北遁后无力东顾，而明朝军队又尚未进入东北之际，辽阳行省地方势力有机会得以扩张。元朝中央政权及内地一些地区溃散的官吏、将领及军队相当一部分进入辽阳行省境内，因而明朝初期辽阳行省境内故元残余势力相当活跃。盘踞在东北各地的故元势力，名义上仍奉元帝为正统，实则“各置部众，多至万人，少至数千，互相雄长，无所统属。但在与明军对抗上，却是彼此相依，互为声援”。

纳哈出返回辽阳行省后，积极参加对红巾军的镇压和屠杀，史称“辽东贼皆为所殄”。元末，纳哈出为辽阳行省平章正事，“据有沈阳之地”。元顺帝在鸡鸣山（张家口北）时，纳哈出前往觐见，元顺帝将纳哈出由升平章政事升为辽阳行省左丞相，数日后又复“加纳哈出太尉”“开元王”等官爵。据《明史》记载：（纳哈出）“拥数十万众屯金山”实际上有部众二十余万，是东北地区故元势力最强大的一支。纳哈出十分活跃，广泛活动于南至辽东半岛的广大地区，他以金山为基地，开始“营于新泰州（城四家子古城）”。关于金山的位置，据考古资料显示和学者认为，在今天的四平市双辽县双山镇大哈拉巴山，大哈拉巴山为蒙古语“金”的意思，当地的蒙古族居民也称大哈拉巴山为“金山”。一种说法在农安。其实这两种说法中提到的地点都是当年纳哈出为抵御明军北进的重要屯兵之处。金山位于东、西辽河北部，农安在伊通河，过去称为“一统河”的北部，以东西辽河和伊通河为屏障。此外，还有“养鹅庄”，约在今天的前郭县王府一带，位于松花江边。还有“榆林深处”，这是位于通榆县西南部瞻榆至兴隆山、向海一线，这里在元朝时期森林茂密、古树参天，是大部队转移隐蔽和生存的极好地带。通榆县兴隆山镇出土的三枚元代官印也证明了这里就是当年纳哈出屯兵的“榆林深处”。此外相传，瞻榆镇西南的古榆树，当年纳哈出就曾在此地安营扎寨。

屯驻金山，以东西辽河为屏障，以新泰州（城四家子古城）为大本营，这是纳哈出根据战略需要采取的主要防范措施。

2006年7月，笔者陪同中国辽金史学会会长冯永谦和金史研究学者彭占杰在考察城四家子古城时，村民为出行方便，在城东南角开出了出口。在出口处，笔者清楚地看到，城四家子古城的内马面是经第二次修筑后出现的。城四家子古城遗址是辽金古城中唯一一个有外马面和内马面的古城。过去曾有学者指出，此城内马面的修筑，只有两个时期的两个人有可能。一个是金朝晚期领导契丹人起义的耶律留哥，后被成吉思汗封为辽王，驻地在辽上京即金代的临璜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但耶律留哥时期战事频繁，多活动在辽东地区，而且人力又有限，可能性不大。另一个是纳哈出有这个可能。首先，从实力上因纳哈出统率的二十多万大军和众多的属民。其次，纳哈出“营于新泰州”，主要目的就是抵御明军的进攻。为此，必须加固城防。元朝时期的辽王阿扎失里当时是纳哈出的属下，而且经营新泰州已有几代人，所以，纳哈出把新泰州作为主要营地，用于安置那些从关内溃退东北的故元贵族及官吏。从战略地位上讲，纳哈出如果不降服明朝，可沿洮儿河向蒙古国发祥地呼伦贝尔地区转移，继续保存实力，另作选择。

纳哈出在白城一带活动期间，自关内溃退自东北地区的故元官吏、将领及军队，不断聚集在纳哈出麾下，纳哈出的实力逐渐强大。

从白城出土的元代文物可印证这一事实。1957年，通榆县兴隆山镇前泰村出土一枚“左阿速卫千户所印”。印为方形，长方钮，印背右侧刻有汉字即为印文的对译“左阿速卫千户所印”，左侧刻有两行汉字，自左向右，第一行为“中书礼部造”，第二行为“至正四年十月”。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体字。

1974年，又在兴隆山镇的林胜村庙腰屯出土一枚正面为阳刻八思巴文篆体“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印钮左右两侧各刻有汉字，由右向左。右侧刻为“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左侧第一行刻有“宣光二年五月”，第二行刻“中书礼部造”字样。

1976年，通榆县兴隆山镇长发村村民在东沙岗下植树时，又挖出一枚刻有八思巴篆文的“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印为方形，印钮为长方形，印背后左侧刻有“中书礼部造，”右侧刻“至元五年四月”。

三枚元代官印，其中“左阿速卫千户所印”造于元至正四年（1344年），阿速卫是元朝时期的军事组织，至元九年（1272年）设立，主要负责掌管宿卫、城禁，兼管潮河运输、屯田、征战等，是侍卫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造于至元五年（1339年）。侍卫亲军是元朝的军事组织，是宿卫军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为怯薛军。侍卫亲军是忽必烈时期按照中原制度建立的中央常备精锐部队，主要是掌管宿卫扈从、镇戍，兼屯田，国家大事则随时调动。建于中统元年（1260年），原名武卫军，共三万人，不久分左、右翼侍卫亲军，复分为左、中、右三卫。以后又逐渐扩充至20-30万人。“东路蒙古侍卫亲军百户印”，从制造时间，是至元五年，元朝时有两个至元年号。一个元朝建立前，忽必烈采用的年号，至元元年为1264年。另一个至元年号是元惠帝妥欢帖睦尔时期的年号。从兴隆山出土的这枚元代官印制造形制和工艺分析，应该是至元五年（1339年）制造。因为第一个至元五年元朝还没有建立，东路地区由东道诸王控制，元朝刚刚建立的这种侍卫亲军还不能派驻东路地区。所以只能是第二个至元五年（1339年）造。

“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宣光二年制造，宣光二年为元朝退出元大都后的第五年，1372年。多年来“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印”因在《元史》上没有“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的记载，而认为此印造于北元宣光二年，是北元皇帝爱酉失里达腊为光复失去的大元一统山河对有功人员的一种封赏而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教授在《历史研究》2010年第一期撰文考证，“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是元朝设在陕西凤翔的军事组织，主要担负陕西四川及土番、甘肃等地的镇戍和军事行动。1368年，元朝皇帝退出元大都以后，以扩廓帖睦尔（王保保）为首的元朝军队依然在陕西、甘肃一带继续顽强抵抗明太祖朱元璋的进攻。扩廓帖睦尔本人后又逃往漠北且屡率兵与明军作战。直到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和十三年（1380年）。陕西、甘肃、亦集乃路等北元军队抵御明征西将军沐英的讨伐都曾经由陕西四川蒙古军万户府统一管辖指挥。而此官印近年在陕西洛南县（元代为陕西行省奉元路商州属县）得以重见天日。可以说，这枚出土的官印，因当年战事频繁所遗失，而北元宣光二年为此都万户府造新印，完全符合北元残部在陕甘一带军事抵抗明军的需要。

2009年，在重新对《白城简史》基本陈列改陈时，又对通榆兴隆山镇当年出土的这三枚官印的遗址进行了重新调查，三处出土地点，大都散布着元代的白瓷片，青花瓷及其他遗物。

在纳哈出经营过的新泰州（城四家子古城），曾出土元代绿釉狮子灯、银质酒杯、玛瑙耳环、耳钉、琉璃饰件、珊瑚饰件、蹀躞带等。在近年开展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通榆、洮南、大安、镇赉、洮北等处均有元代和明代的遗址发现。这些都说明在元朝，在北元时期，白城一带聚集着大批的蒙古军队和居民。

随着纳哈出实力的不断壮大，纳哈出开始频繁地驱兵南下，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至洪武十二年（1379年）在《明史》有过七次征战的记录。纳哈出的存在，对明统一东北，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明官员曾指出：“纳哈出在辽东，前后杀掠守御官军二万余人。”明朝军队在一时无力彻底消灭纳哈出的情况下，朱元璋前后采取一系列对策，集中力量清除小股故元势力，剪除纳哈出的羽翼，孤立纳哈出。不断巩固明军在辽东的势力，充实兵力，等待机会。同时还采取招谕的手段，争取纳哈出自动归附。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曾前后四次遣使致书纳哈出，劝其归附。在明朝的大力宣传诏谕下，加上故元的势力日益衰落，一些故元在东北的将校自动归附了明朝。此时的东北，唯一坚持与明朝军队相抗的只有纳哈出。

在剪除纳哈出羽翼，加强政治攻势的同时，明朝政府也一直在积极准备对纳哈出的军事进攻。截止洪武十九年（1386年），辽东地区已建立了12个军事卫所，驻扎军队7.5万人。为准备对纳哈出的进攻，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通过海运将大批粮米运往辽东备战。是年，还从陕西、高丽购战马近6000匹，装备辽东官军。洪武十九年（1386年），拨出近900万锭库纱，由北平、山东、山西、河南及北方各府州县抽调民夫20万，运粮120万石，送至松亭关、大宁、会州、富峪屯储，作为北征粮饷。

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朱元璋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总率三军，付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令南雄候赵庸、江阴候关良、关阳公常茂、曹国公李景隆、申国公祁镇等随征，共集20万大军北上。洪武二十年二月三日，冯胜大军进抵通州，侦知纳哈出之军果有驻于庆州（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布力嘎苏木），遂遣蓝玉乘大雪驰往，以奇兵袭而取之。三月，明军主力出松亭关（今喜峰口北），冯胜遣人修筑了宽河、会州、富峪、大宁四城，作为驻军基地。闻知明军已经北上，纳哈出“弃金山（四平市北双辽县双山镇大哈拉巴山）巢穴，营于新泰州（今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将其主力向后移动，将兵力分别部署在泰州、榆林深处（通榆县瞻榆兴隆山、向海一线），养鹅庄（今前郭县王府一带），龙安一渡河（今农安伊通河）。明军在大宁（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城）等地屯扎逾两月，一面修筑城池，一面侦察敌情，力求谨慎出战。

五月二十一日，冯胜留兵5万守大宁，“而以全师压金山”，同时命原纳哈出部下乃剌吾先行，至纳哈出处再行诏谕。15万明军北上，声势浩大，纳哈出内部出现了动摇与分裂，六月十一日，驻于一渡河（伊通河）的纳哈出部将高八思帖睦尔、洪伯颜帖睦尔率部归降明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六月十九日，明军主力进“至辽河之东”，击溃纳哈出屯兵，“遂进师驻金山之西”。与此同时，乃剌吾也到达纳哈出大营，劝其出降。明军压境，其势难当。但纳哈出恃其人马众多，“辎重富盛”，内心依然犹豫不定，遂以献马为名，派人至冯胜军中进一步探听虚实。乃剌吾则在纳哈出将领中广泛进行说服工作，“由是虏众多有降意”。此时纳哈出的部队已军心动摇，无力再组织有效的抵抗。

六月二十五日，冯胜大军自金山进攻女真苦屯，向纳哈出大营继续逼近，纳哈出愈加动摇，特别是纳哈出的重要将领全国公观童毅然脱离纳哈出降明，这对纳哈出是一个重大打击。在大兵压境，众叛亲离的情况下，纳哈出被迫同意出降，把今天的伊通河一带的农安作为受降地。根据《中国东北史》记载，这次出降官兵达4万多人，此后松花江以北的纳哈出部众也陆续受降，史称“并得其各爱马所部20余万人，羊马驴驼辎重亘百余里”。

随同纳哈出相继投降的故元官吏、将校多达3000余人，包括元中央政权的中政院、宣政院、太医院、枢密院、大都督府，以及陕西行省、岭北行省、河南行省、甘肃行省、山东宣慰司、河东宣慰司等许多内地地方机构的重要官员与将校，其中有9个王，4个国公、郡王，5个太尉，1个行丞相，13个司徒、平章，31个左丞、右丞，32个参政、知院，86个院使、同知、副使，228个佥院、院判，189个宣慰使等官，927个万户、总管等等。这一事实表明，元政权崩溃后，相当一部分故元将吏退入东北， 集于纳哈出麾下，致使纳哈出势力急遽膨胀。纳哈出的降服，不仅为明朝统一东北地区清除了重大障碍，也是从总体上对故元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

纳哈出归降明朝后，朱元璋在南京亲封纳哈出为海西候，赐铁券丹书。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纳哈出从傅友德往征云南，途中卒于武昌舟中，葬于南京。其子察罕改袭沈阳候，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因蓝玉案被杀。 （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