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说：“你是武秀红吧？”我说，是啊。心里忽然有些不好的预感，正要问他是谁，他接着说：“我是王玉成的儿子，我父亲凌晨去世了。”

我脑子嗡地一下，他再说了什么，我都模糊不清。后来我说，要和阿姨说话，随后，电话被王老师的爱人接过去了，她声音颤抖着说：“秀红，王老师一早走了。”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说：“阿姨——”就说不下去了……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安稳，总是睡睡醒醒，每次醒来，都断断续续地回忆起王老师的一些片段。

认识王老师大约快30年了。那时我读高三，我们大安文化馆创办了一张文学报叫《嫩江文学》，馆长是刘海林老师。那个暑假，刘馆长请来白城地区作协、报社的一些老师到大安给业余文学爱好者点拨。我是跟随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去的，兜里也揣了刚写好的小说，起个标题叫《四月的风景》，但又羞怯，担心念出来被人嘲笑，心想，如果刘馆长不点我的名，就不念了。笔会上，刘馆长点了我的名，我就仗着胆子把《四月的风景》念了。

念完，围在长条桌前的三四十人议论开了，发言的大多是说我写的太散，有些不像小说。我的脸颊滚烫，心里想，以后再也不写了，再不出来丢人了。

当时，王老师坐在刘馆长旁边，他不苟言笑，头发向脑后梳着，非常有文艺家的派。他个子又高，腰板又直，两只眼睛有些锐利，我起初是不敢看他的。等大家都不说了，他忽然轻咳一声，说：“我觉得这个作者写得不错，把少女那种朦胧的憧憬和心事写得很细腻，人物刻画也栩栩如生。”

王老师后来又说了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他最后一句话是：“这篇文章我们《鹤苑》要了。”

《鹤苑》是王玉成老师主编的一本文学杂志。

我心里的欣喜无法言说，那种被人承认的快乐迅速淹没了我。还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位文学老师这么肯定我的写作！

我都不记得当天是怎么走出文化馆的，等我脑子清醒过来时，才发现我推着自行车已经走了两条街，竟然忘了骑。心里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我要写下去，一直写下去，白城来的王老师都说我写的好、说我行，这回谁说我不行也不好使，我非写出点名堂不可！

王老师的葬礼在大安举行，王老师是大安人，是回族，他的遗体安放在大安的清真寺。

3月2日早晨3点50分，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我背着包，踏着模糊的夜色走出小区，走到路灯还在照耀的街道上。洒水车远远地开过来，驱散了一点黎明前的夜雾，洒水车过去了，夜雾又向我合拢，我走着，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踏着清冷的街道。

昨日这个时间，王老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今日，我走向火车站，回大安去参加他的葬礼。

当年，我在笔会上念的那篇《四月的风景》后来真在《鹤苑》刊发了。更令我惊奇的是，杂志上刊登着上官缨前辈和报社副刊编辑李文斗老师评论《四月的风景》的文章，还有两位没有谋面的老师也为我的文章写了评论。当时年轻，不懂事，只是高兴，没有想太多。第二年，我去白城参加《鹤苑》举行的笔会，会上见到了上官缨和李文斗老师，他们说，评论我的文章是王玉成老师找他们写的。王老师说：“这个小作者挺有内秀，我挺看好她，给她写点文章，鼓励鼓励。”

这一鼓励，我就再也没有放下手里的笔，一直写到现在。虽然途中有断捻儿的时候，但我最终还是接茬再写。

暗夜在我的脚步声里渐渐地亮了，街上的车多了，火车站的大楼也越发清晰，只是，王老师再也不会经由火车站，回到白城了……

这列火车是春节临时添加的，过几天可能就会取消，绿皮车，就是我当年来白城参加笔会乘坐的那种火车。我找到座位坐下，旁边的座位也三三两两地坐上了，火车在铁轨上奔跑起来。北方初春的原野还是荒芜一片，树木干枯地矗立在荒原上，夏天翠绿的叶片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干枯的树枝遒劲地伸向苍茫的天空。

绿皮火车慢，可慢有慢的好处，能让我一点点记起王老师的身影。绿皮火车人杂，穿的不是西装革履，提的不是密码箱，都是从附近小站上来的朴实的农民和工人，跟我当年一样的人，如我现在一样的人。

我在寂静的黑夜里写了很多年，有时泄气、有时绝望，鼓励的声音太少了，我内心的彷徨和迷茫像浓雾一样推不开。偶尔，夜深人静时，我会拿出《鹤苑》翻一翻，看看上面自己印成铅字的小说，心里不知有多苦涩，但在苦涩里终究还是能咧嘴笑一笑。再看看别人评论我、夸奖我的文章，心里的自信就一点点地拾回来，再默默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2003年夏天，我终于写成处女作长篇小说《烟花》，投稿给《鹤苑》杂志。那时王玉成老师已经退休了，我们已经将近10年没有联系。孙国玉主编将我的小说转交给王老师，王老师很快就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没有电话，电话是打到我母亲家里的。王老师说：“小武，你的小说我看了，没想到写得这么好，原以为这10多年你都不写了呢，太可惜了，我见到你们大安的刘馆长还让他鼓励你写呢，没想到你写出了长篇，我给你修改修改，下周来白城一趟，我把意见给你。”

当时，我的《烟花》已经投稿给许多家杂志，但全部石沉大海，连封退稿信都没收到，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我当时就剩这一个念头了，如果《鹤苑》也拒绝我，就再也不写了，好好地打工赚钱养家过日子，把文学这条路彻底埋葬！当时我是单身，独自带着儿子生活。我都已经把家里的书装进几个麻袋，塞在床底下，再也不打算翻看了。可没想到王老师的一通电话，就把我从深坑里拽了上来，觉得我终于从天黑走到了天亮，终于从漆黑的淤泥里爬到了干净的岸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不得了，回到自己的小家，立即从床底下拖出那几个麻袋，将书一本本地重新摆放到书架上。我想，今生不会再将我的书放到麻袋里了。

《烟花》后来在《鹤苑》上连载，而我的一生也由此发生改变。2004年冬天，白城日报社招聘记者编辑，我发现招聘的条件里我基本都不够，但有一条够，就是“有特殊才能者条件可放宽。”我想，写了长篇，会写作，算有特殊才能吧？于是，我就仗着胆子给报社打电话，说我写了长篇，没想到我真的被录用了。

我到报社后并没有当编辑，而是做了记者。过年时，王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吃年夜饭。“在白城你也没有亲戚，就把我和你阿姨当亲戚吧。”我提了一袋水果去王老师家，阿姨热情地招待我。饭后，王老师和我说：“工作多忙也别忘了写作，做记者正好观察社会，给你写作添加了丰富的素材。小武，记者只是你一时的工作，写作才是你一生的工作。”我当时心里正迷茫呢，因为写作和工作总是撞车，王老师的话像一枚剔灯芯的银签，把我心里那颗文学的灯芯剔亮了。

我随后写了一篇中篇小说《那年我十七岁》。写中篇小说我也是第一次，当时觉得很不满意，王老师打来电话，知道我写完了小说，就连夜骑着自行车到报社来取。那时我还没有租房子，住在报社的办公室里。那夜，风雪交加，北方的寒风吹得人脸生疼，我以为王老师不会来了，没想到晚上7点多钟，门卫敲门叫我，说一位王老师来找我，我急忙迎出去，看到王老师推着一辆自行车站在台阶下，身上穿了一件暗色的羽绒服，羽绒服的帽子摘下来，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白色棉口罩，他正冲我笑呢。我急忙让王老师进来暖和暖和，王老师却说：“不坐了，大晚上找你对你影响不好，你把小说给我吧，我连夜给你看。”

王老师把小说揣进羽绒服的兜里，推着自行车上了油漆马路，骑上自行车走了，风雪很快模糊了王老师的身影。

2007年底，我辞职了，专职在家写作，给天南海北的杂志写小说，写故事，什么都写，什么杂志稿费高，我就给什么杂志写稿。那两年写疯了，稿费挣到不少，生活终于有了改观，还买了楼房。王老师一直关注我的写作和生活，给我写了篇评论《她终于可以靠稿费生活了》。我看了那篇文章，就想，王老师是真心替我高兴，我终于可以靠稿费生活和写作了。我自己也高兴，所谓财大气粗，那段日子我说话动静都不一样了，连走路都带风，笑声都带回音儿。我请《鹤苑》的编辑朋友还有王老师吃饭，恭敬老师是自然的。但事后想想，言谈间还是带出了“张狂”吧，什么这个稿费低不写，这个人的作品不好我从来不看。再请老师吃饭，我就收敛了很多。王老师谦逊而寡言，我应该向老师学习。

再两年，我开始写网络小说，长篇《离婚真相》出版了，新书到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老师。当时请了一桌子人吃饭，只有王老师默默地看我的书，其他人都是打听我一本书的稿费是多少？这无可厚非，但我想，关心我的、懂我的人，懂我写作艰辛的，王老师一定是第一个人。后来，也只有王老师看完全书，给我写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我至今仍然记得，因为王老师不仅夸赞了我，还给我提出不少意见。说句实话，当时我有点“飘”，认为王老师太传统，他的想法跟不上时代了。所以，他的意见我就放到一边，继续写我的小说。等我发现他的这些意见对我是多么重要时，已经是几年后了。

这些年，王老师为我写了10多篇评论，鼓励我写作。有一次我发在《绿野》上一篇小说《九月的天空》，王老师看到了，就给我写了评论，说我的小说越写越有厚度，我暗自窃喜。

2011年，我在新浪原创写的长篇小说《谁系的死结》获了奖，还售出了影视版权。从北京参加完颁奖会，回来后我请王老师和一些文友吃饭，把新书送给王老师，王老师微笑着说：“行，越来越有出息了，小武，你的路还很长。”

不长时间，王老师又为我的新书写了评论，发在《绿野》上。

我感激王老师，尊敬王老师，可内心又惧怕他的严厉，反而不敢和他走得太近。

2013年，我开始写连续剧，再请王老师吃饭的时候，我就没法拿书送给王老师了，因为剧本是卖给影视公司的，不能出版，我也就没有出版的书。几年下来，不免有些失落。听不到王老师的夸奖或者是批评，心里好像缺点什么。前年，我又写了几个抗战题材的中篇小说，发到杂志上。我就献宝似的送给王老师，请他指正。那时，王老师的帕金森症还不怎样严重，但王老师再没给我写评论，是王老师手颤无法写作，还是他老人家不愿意给我写评论了？我不知道。

我也无法知道了。

年前，我终于写完长篇小说《处女作》，就是写我的处女作《烟花》创作和发表的曲折经历的，小说里写到了王老师，我当时还想，等这本小说出版送给王老师，王老师即使不给我写评论，也一定会说点啥。

有一天，我去张老师家做客，路过王老师家，回来时去王老师家敲门，竟没人应声，电话也打不通。冬日的一天傍晚，孙老师来电话告诉我，王老师的病加重，去长春儿子家住了。

那天，外面飘起零星的雪花，那是2018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王老师骑着自行车在风雪弥漫的路上去报社取我的小说手稿……

火车终于到了大安新站，我下了火车，乘坐客车，直接去了清真寺。

清早的风有些凛冽，清真寺门口站着几个人在说话，他们腰里扎着白孝布，其中一人把我领到里屋，见到阿姨。阿姨脸上挤出笑来招呼我，但我们抱在一起，都忍不住淌下眼泪。我说：“阿姨，我查看了几年前的日记，2016年2月26日，我们还聚在一起。”阿姨哭泣着说：“是啊，那天你请王老师和我们吃饭，他说你是他最好的学生！”我的眼泪更止不住流下来。阿姨记得那么清，是不是王老师在家里曾和阿姨说起过我呢？

我去灵堂看望王老师。

王老师静静地躺在一块木板上，他的头发稀疏着，门外的阳光有一半照在他的头上，让我看不到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似乎没有什么了。他的脸是白色的，没有一点点血色的白色，像一个没有温度的蜡人。他的颧骨高高地支出来，两腮深深地塌下去，只有一层薄薄的、薄薄的皮裹着一张脸。他的身体我看不到，在白布里盖着，但我感觉又瘦又小……生前，王老师是个大高个子，讲起故事来激情四溢，一张脸轮廓分明，两只眼睛深邃睿智，整个人总是神采奕奕的。可是现在，他不高，也不大了，他也站不起来了，更不能说话了，他躺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躺着的王老师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坚硬的、冰冷的，时光把他消容成了木雕石刻。

我忍不住流出眼泪，哭出了声。

他是我的恩师，是从心里疼爱我的，希望我好，希望我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的恩师，可是他走了，他再也回不来了……

我第二次到白城参加《鹤苑》的笔会，好像是1993年的秋天，也或者是1994年，记不太清了，散会后众人蜂拥着进了一家舞厅。舞厅的大厅里正放着音乐，有红男绿女在随着旋律翩翩起舞。那时我拘谨，怯懦，只站在一边，靠着窗子，看场中人舞蹈。我记得王老师高高的个子，牵着一个长裙的女作者在跳舞，他风度翩翩，两只长腿很有弹性地踩着舞步，那么和谐，那么优美。

后来，我会跳舞了，虽然跳得不好，却曾经萌生一个念头，和老师在音乐下跳一回。但总感觉王老师是严肃的，这句话我一直没敢说出口。

现在，和老师共舞一曲的愿望终于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