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不待人,转眼家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而他的那些往事和留下的文墨余韵,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我的父亲刘宝泉,号龙川,生于1940年1月。从我记事起,他那伟岸的身躯且慈祥的面容带给我们的是幸福和依靠。由于他常常在家里刻苦作画写字,使我人生注定与书画结缘。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曾祖父刘世荣是在上个世纪初为躲避战乱和洪灾,从河北宝坻(今天津宝坻)王卜庄挑挑逃荒投奔辽宁亲戚未果,而最终落户到白城的。曾祖父是个非常勤劳的人,那时来“洮南府”的初衷虽是想在此打鱼,可落脚后才发现洮儿河水流湍急,在这里指望打鱼根本无法生存。正因为河北人善经营、也善种田,恰好当时的白城子给了他致富的机会,几年下来,就置办起了家业。父亲就是在家道最富足的时期出生、成长起来的。我小时候就常听老辈们讲,家父6岁就上了“国小”,由于天资聪颖,学习始终名列前茅。他儿时就常在自家米铺看账房先生和我的二爷写字,随后又得到了汉隶《曹全碑》、柳公权《玄秘塔》和一支羊毫笔,如获至宝,以致沉迷,便在二老的指导下临了起来。1947年,参加东北抗联的大姑奶家大伯父随部队回到白城,留在辽北省宣传部文宣队工作。大伯父对乐器和绘画都非常在行,受他的影响,少年时期的父亲就对美术和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宣传队里的常客。
家父上中学时,就被美术老师陈长贵先生发现,给予了特殊培养,因此家父不忘恩情,终生认师。中学毕业时正赶上白城师专招生,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历史系。家父虽然读的是历史专业,但课程中设有美术和音乐,由于他对美术和音乐有着特殊情感和偏好,所以又兼修起了美术,成为学生会宣传部委员并任美术组组长。恰恰这“副业”反倒是他一生从事的专业和工作,也成就了事业。历史和国学反成了他的学养。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得到美术老师李文忠先生的器重,也就是从这时算起,李先生把家父真正领上了书画之路。后来,在我读高中和师范时,听到家父和李文忠先生遗孀的几次交谈,我了解到一些家父与李先生的师生交谊之情。李先生行书师法二王,楷书写赵孟頫,又兼习北碑,汉隶崇学《史晨碑》《曹全碑》和《乙瑛碑》。只可惜没能留下什么可以追寻的墨迹了。师专后期,家父绘画又得到韩景琦先生的指点。家父的三弦和二胡是跟我大姑奶家伯父学的,弹奏水平在当时的老白城子算是很好的了,在那个年代也确实没有几个会玩儿乐器的。刚入师专又被音乐老师曹智谨先生所发现,又教会了手风琴等乐器。学校成立管乐队时,他被推选为队长。正因在当时的白城地区只有师专这一支管乐队,所以,每当地区行署和市里搞大型活动,他都被学校委派领着乐队去演奏。
1960年,家父师专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隔年,师专与四平师院合并,他被派到师专附中(白城三中)任教。由于师资不足,便又教起了美术和音乐课。一年后,在校成立了板报组,培养了李凤山、杨显英等美术骨干。接着又组建了三中管乐队,发现了李东平、赵阿仁等音乐人才。从1965年起,家父则把主要精力放在美术上面,除了每天在家里和单位作画,还常常被抽到市文化馆帮忙画宣传画。1969年,参加白城地区美术创作组,集体创作了连环画《蒋本家》《抓舌头》等。1969年,原白城市筹建毛泽东思想展览馆,家父被调入文化系统工作,1972年,该单位与市文化馆合并。家父在文化馆美术组的10年间,给我的最深印象是他每天都在画画。从1969年给市内主要街头以及重要单位画巨幅毛主席画像算起,因政治需要、各大单位求、商业部门找、完成创作任务,还有文化馆一年的十几期画廊,整天就是画个没完。在吃供应粮以及购物需要票的那个年代,作画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管顿饭就很不错了,因此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家父身体就开始发福了,加上一米八几的身高,所以显得非常有派头。记得1970年他去北京出差,正赶上两伙造反派在唇枪舌战,难解难分之时,他们看到不远处,身穿中山装的家父,都以为是大领导,就急忙跑过来,这个敬礼、那个拉胳膊的,希望给做个裁断,家父怎么解释都不行,造反派以为这是首长不想管呀,他们立马背起了毛主席语录。一同出差的文化馆祁金山老师急忙上前来解围,祁先生是刚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分到文化馆的,所以对北京的情况很了解。他偷偷向家父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这样不理的话肯定难摆脱。家父立刻领会,便对两伙造反派说道,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最听毛主席的话,请回到工作岗位加快生产闹革命。两伙人听完只好悻悻地离去了。那个时候,每个家庭的文化生活都是十分匮乏的,只记得当时白城有很多的家庭都兴起了挂“门斗画”和在衣柜、箱子架上装“玻璃画”之风。领导同事、亲戚朋友每天总会有人来找,家中堆起了几摞子玻璃、胶合板等着画。在我上初三以后,家父实在忙不过来,有时就让我帮着打打下手,刷背面的衬油。我还清晰记得,家父出版的第一张年画《银球传友谊》,是在1974年反映中美友谊且恢复中美外交关系之际创作的。而后,又有两张年画被编入吉林美术出版社《年画缩样》中。宣传画《改土造田,势夺粮食更高产》于1973年在省美展上获奖并入录《吉林省美术作品集》。
还有一件事让我永生难忘。1978年,白城地区美协邀请吉林省艺术学院李巍教授来白讲学,我同家父一起参加。第二天上课是学员画人物写生,当李巍先生到家父的画前指导时,先是给了很高评价,接着帮改画。在我印象中李先生给改画,学员都是站在他身旁,唯独只有家父蹲在李先生身边看。李先生见状几次催促家父不用这样,但他始终没有起身。我和大家都能明白家父的心思,主要是李先生瘦小还坐着,家父身材高大魁梧站在一边,怕李先生感觉不舒服,为表示对学者的敬意,他才屈身的。在学员当中有好几位还是家父的学生,多数是后生,况且我也在场,能够做到这一点,没有大的胸怀和底气是不可能的。为此,李巍先生大加赞扬。
若论家父的书法,首先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革”期间让书法遭受了毁灭性的冲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古字画没人敢触碰,胆大没交上去的,也只好压在了箱子底。那时的孩子们几乎看不到这些东西。样板戏、宣传画、美术字等成了时代文化的主流,而休闲艺术没有了土壤和生存空间。家父从事美术工作,却也没有脱离书法本体。准确地讲,家父书法应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应事之需的实用性书法,再就是艺术追求的创作型书法。写实用性书法,是在文化馆的这段经历,这得从文化馆画廊版面文字及街头标语等写字需要说起。那时的大字基本都是用板刷写美术字,而榜书左右大的字,就要用毛笔写新魏体、新隶体或行书,一是快,二是美观。恰好家父的书法功底派上用场,遇有这类字都由他和韩景琦先生来完成。70年代,我母亲在白城三中连续当班主任,班级要争做先进,家父帮着策划,首先想到在教室墙上贴毛主席语录、励志警句或鼓励学习等内容的条幅,都是在图画纸上写,四周用广告色圈个装饰边,相当于现在的装裱形式。由我母亲班级这一开头,各班都来跟风,这下可苦了家父。那时候的白城没有字画装裱这行,买大批量美术材料是需要拿介绍信到北京或天津去购买,宣纸就更不用说了。进入80年代,白城百货大楼就有卖的了,书画社也陆续开了几家。据家父讲,过去我祖父家窗户是用高丽纸糊,他小时候练字就是在高丽纸或包装纸上写。最初接触宣纸和拓片是在李文忠老师那里。而尽情用宣纸画国画、写书法作品,应该是祁金山先生来文化馆之后的事。祁先生那几年虽然是文化馆美术组组长,但在宣传画唱主角的情况下,国画很难有话语权。他就支持家父画国画、写书法,并串联家父和他一起找领导,争取去北京买宣纸、墨、国画色等书画用品。自此第一次接触到了“红星”牌特净皮宣纸。
《白城农民报》(今《白城日报》)复刊后,家父被调到了报社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美术摄影部主任、总编办主任等职直至退休。应该客观地讲,家父从报社这时期算起,他的书法进入了艺术追求的创作型书法阶段。
若谈及白城书法还必须提到两个人,付凯先生和刘盛春先生。家父和付凯先生的友谊,源于《白城农民报》题写报头,是在家父的力推下最终选用了付凯先生的字。1981年,付凯先生和家父一起去长春拜访了著名书法家段成桂先生。1987年,家父与付凯先生合出《名言绝句书法集》(吉林科技出版社),这是白城首部个人书法专集,引起不小反响。而刘盛春先生家族从祖上论和我们家族是同宗关系,祖辈都是清中期大迁移时由山西榆次刘氏祖籍来到河北的,我祖上在河北宝坻定居,而他家祖辈则选择了河北武清。又是差不多同时间从河北逃荒投奔辽宁亲戚未能站住脚,而最后在白城扎根的。解放前,我们家在城里经营米铺和杂货铺,在东门外(原电业大厦路口、白城宾馆对面)还有自家菜地,当时人称“老刘家菜园子”。而刘盛春先生他们家是经营医院的,两家都是旧社会时白城子有头有脸的大户。他最初接触写字是从文化馆家父那里开始练起的,而真正步入书法殿堂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京的那些年,他有幸拜在当代著名书法家刘炳森先生门下。为了回报家乡,1983年,在地区美协主席陈长贵先生的支持下,刘盛春先生请来了刘炳森、韩绍玉二位先生来白讲学。必须承认,正因为有了二位先生的到来,才使得那时候的我们更深地接触到书法这一门艺术,使白城书法进入更高层次。家父的书法深受刘炳森先生的影响,他曾多次去北京拜访刘炳森、韩绍玉先生,并有书信往来。请韩绍玉先生为《白城报》《白城日报》题写报头,为《名言绝句书法集》题字以及为 “《白城日报》迎春书画展” 邀来他们的作品等等,只要是家父开口,二位先生都会答应,可见对白城的感情。
1984年,白城地区书法工作者协会筹备成立,出于协会工作考虑,需要得到领导的支持,家父就和美协主席陈长贵先生一起请到了时任白城地委书记刘国枢出任主席,家父任副主席,具体负责协会工作。1994年,时任地委宣传部部长的周维杰接任书协主席,家父为常务副主席。撤地设市后,1996年,市书协召开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设主席团,市委副书记周维杰当选主席,家父列副主席之首。2002年,市书协召开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家父被聘为名誉主席,会上被市文联授予“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2005年,又获艺术贡献奖。
纵观家父书法人生,当然会有许多难舍。一是二十几年光景在市老年大学授课,而结下的师生情谊之不舍。因为我是洮北区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的缘故,经常会同老年大学书画班学员打交道,至今还有许多老年书画朋友常常跟我念及家父的好。他们眼里所泛之光,依然透出当初的幸福。二是对书法事业的不舍,家父的书法然成一格,行笔已入自由之境。按他的规划想要做的事还没有完成,很多想法刚刚付于口头上。实际上家父在发病前就明显体力不支了。以往在外面参加笔会一写就是半天,从不嫌累。就是从老年大学上课回来也是兴致勃勃地谈论起课间的趣话。家母经常叹息说:“你爸有病的头一年,从外面参加活动回来总是感觉累得不行,就让我给他捶背、揉胳膊弄腿的,之前可从不这样。”可见病情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只是家父身体太好,没有引起重视。三是书法人的不舍。从家父主持书协工作到退居二线的这个阶段,白城书协和谐团结,而尊老爱幼、谦恭好学、举贤张义的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只能是前辈们闲谈的话题了。
家父是1987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是吉林省书协二、三届的理事。那个年代书法很纯粹,感觉很神圣。书法是文化,如果丢掉了文化本体,只剩下一点技术和小匠人的故弄玄虚,真就成了时代的悲哀了,弘扬民族文化也将难有所托。技法是骨,有几年功夫都可以学成,文化是书法的血脉和魂,那是一辈子的修为。中华文化能如此辉煌,那是需要靠几千年百代人的不懈奋斗和努力换来的,也是通过不断传承发展壮大的。
2002年,我注册成立了白城砚农书画培训中心,家父也在此创办龙川书画院。而后的5年多时间里,家父除了参与教学外,更多的时间是潜心于书法创作。他还写了数十首诗和近百余副楹联。同时,家父也是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书法艺委会委员,在白城老年书画研究会兼任副会长等职,也通过龙川书画院扩大了对外交流。家父的书法获奖证书和入编的书法作品集,仅粗略统计也得有200余个。在他病重期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中国慈善总会、中国书协、中国美协等多家单位发起了募捐活动,他积极响应号召,挺着难支的身体写下两件书法作品寄去,并将拍得的6.3万元钱全部捐给灾区人民。2008年又恰逢北京奥运会,中国当代著名紫砂壶工艺大师葛军先生制作百“福”紫砂壶,赠给前来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国内外嘉宾。他便向全国书协会员征集福字,家父的3个隶书“福”字被选用,并获得葛军先生寄来的3把同款紫砂壶。2008年10月,正当家父的书法事业处于上升期时,却离我们而去了。只能痛惜苍天无力挽住多才多艺且亲切和善的父亲!
在家父逝世5周年时,曾打算搞个追思会,更有很多朋友和同道表示赞同和支持,但都因家母过于悲伤,始终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我们恐有闪失而只能搁浅。无关岁月催人老,有益文章唤命生。作为承人的我责任在身,现在是该给书法和历史一个交代的时候了,同时,也能让子孙们未来寻根问祖时不至迷宗。所以,在家父逝世10周年祭以此文,既完成夙愿,也为家乡文化留下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