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辉

7月初，日本关东军派片仓衷大尉化装成中国人，沿中村震太郎等4名间谍的行动路线进行秘密调查。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明中隐讳了中村震太郎等4人的间谍罪行，捏造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劓鼻割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同日，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及参谋本部森纠会见辽宁省主席藏式毅，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副领事岗村也向辽宁特派员王境寰提出“严重抗议”。与此同时，日本设在东北的《盛京时报》《朝日新闻》《泰东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进而公然宣称：“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企图混淆视听，推卸其间谍罪责。面对日本的诬蔑，兴安区屯垦公署发表声明断然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置兴安区屯垦公署的声明于不顾，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东北长官公署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派人伴同土肥原贤二前往兴安区。驻索伦的屯垦军第一团，驻葛根庙的屯垦军第二团闻讯百倍警惕，严阵以待。心怀鬼胎的土肥原贤二到达白城子车站下车后，遇到屯垦军官的严格盘查。心惊胆战地要求兴安区屯垦公署派兵随行保护，代理督办高仁绂以“本区向无此例”为由断然拒绝。土肥原贤二在向葛根庙进发途中，见屯垦军戒备森严，加之多次遭受盘查，预感若去镇国公府（察尔森）遭遇会更坏，于是决定中途止步。返回沈阳后，他大肆宣传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林久治郎则在外交上施加高压，竟一天3次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抗议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企图迫使东北长官公署把关玉衡逮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

8月24日，日本陆军省就中村事件的处理问题做出决定：“当中国方面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或者不能满足我方要求时，有必要断然实行对洮南、索伦地区的保护占领。”东京等地日本军官则为中村震太郎举行大规模的葬礼，一些人打着血写的“吊忠魂”的大白旗游行示威。在日本军阀的导演下，“必要时应以武力解决悬案”已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9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专门讨论“中村事件”。认为，如中国“不迅速以诚意从事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南次郎陆相力主除武力解决外别无良策，说：“已抱最后决心”“已有最后准备”。9月10日，张学良在北平向日本使馆参事表示：将极力设法解决中村案。 同日，林久治郎向辽宁省主席藏式毅面交日本政府对“中村事件”的照会，要求东北当局：道歉，严惩责任者，赔偿，保证将来不发生类似事件。土肥原贤二则返回东京，向参谋总长金谷报告说，要解决“中村事件”问题，须将满蒙问题“根本解决”。9月13日，张学良命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官兵20余人前往兴安区调查“中村事件”。与此同时，荣臻参谋长暗中派人将关玉衡秘密接到沈阳，安置在炮兵总监冯秉权私宅中保护起来。对外则公开声扬：“已将关玉衡逮捕，听候处置。” 9月17日，日本《朝日新闻》刊登土肥原贤二谈话，谓今后中日一切交涉，可由陆军直接与中国折冲：军方已早定种种方针，但此刻不能明言。对于“中村事件”决不采取姑息手段，非彻底干净地解决不可。同日，荣臻参谋长奉命答复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称：“中村事件”经调查，现已将兴安区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扣押，即为之负责处理。随即林久治朗前来进行中日谈判。在谈判中，荣臻参谋长谈锋有力，成竹在胸。他将关玉衡的书面抗议和中村间谍活动的全部罪证，当面交给林久治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林久治郎表示：“事关军部，回去请训”。是夜，恢复谈判，林久治郎提出4项条件：一、赔礼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首长执行”；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其具体条文却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建设洮索铁路和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区购买土地从事开垦耕种。”荣臻参谋长答复：“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双方谈判至此遂告止。

9月17日15时，日本公使重光葵向中外发表声明称：“关于中村事件”，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系一部分反动分子之宣传而已，掩盖其将发动侵华战争的阴谋，企图麻痹中国当局。9月18日22时30分，日本关东军突然向中国驻沈阳东北军队发动武装进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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