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德辉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陶铸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创建和坚持根据地的根本保证来抓。

1946年1月1日，陶铸在辽西省委扩大会议上说：“在建立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要将通过发动群众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再加上培养教育，成为建设革命根据地和各方面斗争的骨干。”他还强调说，“党组织的发展和本地区干部的涌现，是一个根据地的成长和巩固的重要标志。”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各地在创建根据地一开始就重视这项工作。按照省委“突破一点，就地生根”的要求，对在反奸清算剿匪反霸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培养，个别发展，并逐步建立起党支部和党小组。截至1946年秋，在辽西法库、康平、昌图、双山、郑家屯、黑山等地发展了农民党员千余人。在铁岭县发展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入党，在阜新敌占区还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并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新党员的大量发展，引起陶铸重视。他找到《胜利报》编辑说：“现在发展了大批新党员，不教育怎么行，你可参考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编写一本《怎样做一个好党员》的课本。”初稿写出后，经陶铸审阅、修改、定稿，很快印发到基层党支部，作为新党员的学习材料。不久，省委又指示各地都要开办党校和训练班，分批轮训新党员。与此同时，陶铸还十分重视培养党的地方干部。1945年12月，他在分析形势时说：“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刚刚到东北，脚跟未站稳；伪满14年殖民地奴化教育，加上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东北人民对我党不甚了解。我们和国民党斗争能否胜利，根据地能否建立起来，关键是争取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而改变现状，深入工作的决定因素是干部。”他说，在东北创建革命根据地，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要做长期斗争的准备。为此，要注意争取团结教育东北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地方干部。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战胜困难，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他在辽吉军区政工会议上也强调：“必须从本地战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培养大批新干部，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与辽吉人民有血肉联系，作为辽吉人民子弟兵才更有根基。”不久，省委就在法库成立了辽西民主学院，采取延安抗大式的教育方法，短期轮训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干部。陶铸经常到学院讲课。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县也开办了基层干部训练班。截至1948年秋，全辽吉地区培养提拔了8000名新干部，后来大都成了建设辽吉根据地的骨干。

与此同时，陶铸始终重视各地委、县委领导班子建设。他在选配组建地县委领导班子时，总是胸怀全局，大公无私，体现了五湖四海团结一体的伟大气魄。1945年12月辽西省委刚组建时，陶铸从沈阳带出一批政治上较强的干部，当时已在辽西各县工作的同志认为，由这些干部接替他们，他们到下面去工作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提出来后，陶铸坚决不同意，他根据各县的实际斗争情况，只留下王丹波一人担任法库县公安局长，其他所有同他一起来的同志都下到区里担任书记或是区长。在此之前，一地委曾决定调法库县委书记于之随杨易辰到二地委工作，由陶铸带来的薛光军担任法库县委书记。法库县委同志得知后提出不同意见：“法库地处沈阳外围，是敌我拉锯地带，经常有战斗，配备干部要适应这种战争形势的需要。于之同志经过八年抗战，又抓过武工队工作，留在法库工作比较合适。”陶铸采纳了这个意见，于之继续担任法库县委书记，薛光军担任县委副书记。在选配各级领导班子时，陶铸总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1946年10月，辽吉地区斗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为了打开一分区斗争局面，省委领导反复研究一分区司令员的人选，最后陶铸认定赵东寰是最佳人选。于是他找赵东寰谈话，着重讲述了坚持一分区斗争任务的艰巨与光荣，从政治上激励赵东寰，使之深感组织上的信任和期待，毅然接受了去一分区的任务。赵东寰到一分区后，率领部队与敌人针锋相对，反复较量，在康平打了两仗，在法库打了四仗，前后歼灭敌人几个团的兵力，很快将一分区的斗争局面打开。

在创建和坚持辽吉根据地的过程中，陶铸始终重视根据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和组织的整顿。1946年10月以后，由于敌人大举进攻，辽吉一、二、五分区大部分变为敌占区或边沿区，少数干部有畏难情绪，甚至有极少数同志企图逃避残酷的战争要求到后方去。对此，陶铸在干部会议上，反复讲解坚持辽吉斗争的重大意义及其有利条件，教育干部坚定信心，同时也批评了企图逃避斗争、畏缩不前的消极悲观情绪。会上他组织讨论，整顿思想，鼓舞干劲，会后省委发出《关于整顿干部思想作风的决定》，对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及贪图享受、贪污腐化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组织处理，从而为打开一、二、五分区的斗争局面，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47年10月中央《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为了贯彻落实土地会议精神，辽吉省委又做出整编队伍的决定。陶铸召开民主会议，听取省直机关和部分地县同志对省委常委的意见，代表省委作自我批评，并认真加强对整编运动的领导。他特别强调“纯洁组织与争取知识分子缺少哪一方面都会发生偏差错误”。这次整编队伍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在解职交权中曾伤害了一些同志。在纠正偏差时，陶铸与被整错了的同志谈话，从而使得一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感到党的温暖，也使一些领导干部受到一次党的政策教育。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陶铸始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平等待人，富于民主精神。他善于团结教育干部，诚恳坦率，能与干部倾情交心。他曾坦率地向一些地县委领导同志讲：“我这个人的毛病是容易‘左’，你们在我领导下工作，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些话使干部的心与他的心贴得更近了，肯于向他讲心里话，在工作上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与他争辩。他对干部工作要求是严格的，特别是对干部思想作风上的缺点从不放松批评，但更多的是从正面进行教诲。他常用现身说法启迪那些在对敌斗争中畏缩不前的人。他说：“我到东北来是准备献出一切的，如果我牺牲了，只要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共产党员陶铸几个字我就别无所求了。”他的话，他的心声，特别是他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和实际行动，触动和激励了许多同志英勇奋斗。 （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