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该是一个很老的故事。关于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或者说是最后一个故事的发生，是在2014年的初秋。

那是一个很热的天。上午10点钟左右的光景，我正在小区的树荫下闲坐，听几个比我还老的老人天南地北的闲扯，我的手机就响了。

那是一个很陌生的号码。打电话的不是女人。电话中的男人很兴奋地和我喊着，说他是我老家黄花抄屯的海文，是我小时候撒尿和泥的玩伴。他在拆老屋时，在棚顶上发现了我的一些东西——你猜是啥？他卖着关子又问了一句，又有意地憋了几秒钟才大声地告诉我——是你小时候画的一大卷子画，还有一个纸箱子，装了一下子乱七八糟的废纸。他想问问我这个“文化人”这些个废旧的东西还有没有什么用处。

海文拆的老家房子是少年时代我家的老宅。上世纪80年代末，我的父母相继离世，和父母同居的弟弟进城时把老宅卖给了海文。

我记不清那一纸箱的故纸到底写了些什么，但那一卷子我少年时代作的画倒让我无比兴奋，那可是让我时时想起梦见了不少回，苦苦寻找半生却不知放在了什么地方的东西。于是我急急忙忙打了一辆出租车，兴匆匆地赶到了黄花抄屯。

海文已经很苍老了。几十年没见，他小时候那厚厚的经常挂着大鼻涕的上嘴唇，如今已长满了花白的胡须。他告诉我，今年乡里搞泥草房改造，他在拆迁此老宅的时候，先扯掉了老屋厚厚的纸棚，在梁柁的空隙上发现了这些东西。

用一层报纸卷着的旧画仍旧很新鲜。我一张张地翻看着：老屋前的几棵古榆；篱笆墙上的喇叭花；窗前姐姐种下的风信子和步登高；草垛上的红公鸡；屋后的水井旁饮水的牛马；炕头上趴着的大花猫；房荫下的老黄狗；院子里盛开的杏树花……每一幅画都稚嫩得那么可笑、可爱。少年时代那些充满艰辛和快乐的日子，在我的画中和脑海中一一复活，让我唏嘘不已。我自愧自己在外混了几十年，至今也没混成一个名人，上一回名人大辞典之类。若不然这些画说不定会值一些银子，一可补贴一些家用，二也可平衡一下怀才不遇的自我蔫吹。

年轻的出租车司机等不得我面对故纸在黄花抄屯无休止地怀旧，他的时间可是用金钱计算的。在出租车司机的催促下，海文把那纸箱帮我搬上了出租车。海文的嘴角挂着挺有些意味的浅笑，他说，现如今咱农村不少家都有轿车了，你在外混了这么多年怎么连个车也没混上？我无言以对，灰溜溜的钻进了出租车打道回府了。

路上，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那个纸箱，一箱子很粗糙的老稿纸，蓝墨水已经褪了色，是我二姐的字迹。

二姐初中毕业后，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在当时的大队革命委员会做过类似秘书的工作，整理深揭深挖时的各色外调材料，记录整理一些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当事人的口述等等。

在一个纸袋里，我发现了二姐整理的1946年7月土匪攻打鸿兴区人民政府事件，涉及到我村有关人员的外调、调查的全部材料。这些材料该是那些原始材料整理后抄写的副本。

整个2014年的冬天，我都在细细研读这些材料，并查阅了有关史料，走访了那些还活着的当事人及已经死去的那些当事人的后人。我觉得现在的一些关于1946年鸿兴区7·15事件的有关文字的记载很苍白。那一事件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一直都认为：那些简单的情节流露着一些矛盾和不简单的实质。

情节也许并不重要，精神、思想却永远值得深思。

我准备尽我的能力，在我的故事的基础上，去复原这个更古老的故事。 (待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