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４月以前，李兆麟到东北民众救国会取关系，我（夏尚志）和他接头，他来过几回，说他有多少多少队伍。在我们领导组织里，有一名叫张一吼的同志。张一吼住在沈阳二区，李兆麟住在辽阳三区，这时河北省已往东北派了很多学生，省委也知道满州省委1930年被破坏后又成立起来了，东北由河北省委派人领导不方便，省委决定把派到东北的党员、团员和外围的群众团体、校园会等都交给救国会来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派我到东北把所有的关系都交给满州省委。同时怕满州省委人力不足，又派我当巡视员，留在东北工作。当时有两个重点地方：一个是南满的李兆麟村那个地方；一个是北满张甲州那个地方。

1932年4月，我组织了12个人到东北，记得正是国联调查团来北京时我们走的。经天津乘船到营口，先到南满李兆麟（又名李烈生或李超兰）那去。李兆麟20多岁，家住辽宁省灯塔市铧子镇小荣官屯。父亲在沈阳当过警察署署长，后娶个日本老婆，当署长时弄了些钱，买了些地。李兆麟父亲死后日本妈也走了。9·18事变后，李兆麟到北京与我取得联系，说组织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1932年4月我到沈阳时，李连团员都不是，哈市纪念碑上写的不对。我们到沈阳住两个地方，一个是辽阳三区，一个是沈阳二区。张一吼家住在沈阳二区水洼家，张一吼是奉军营长。一天我们到桥头去，他们组织100多人的队伍热烈欢迎我们。我们到那后就问我们给他们带来多少枪，给多少衣服，这是李兆麟让队伍上的人说的。我们向他们解释说：一把菜刀闹革命，枪和服装要靠自己，要从敌人手里夺取，来装备自己。他们听完后，表现得很冷淡。

李兆麟的人让我们走，说不给东西自己也能干，等于把我们轰出来了。我问李兆麟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没有说出什么。李靠亲属和乡里的关系，组织了150多人的反日会，后来发展到250多人。这时，又问我是否可以夺取屯子里的地。我说可以，想夺屯子里枪没敢，1932年4月至6月我就在李这里活动了。

在我们到沈阳后，就派两个山西人，老魏（后在王德太第二军当政委，这个好同志，牺牲了）和王守贤（到哈后在工会工作）同志，到哈尔滨满洲省委取关系。

6月初，他们知道巴彦有张甲州的队伍，省委派书记赵尚志到巴彦部队去，当时大家叫赵为李先生，后他在这个队伍当政委。我从6月末直接到队伍去的，正赶上张甲州被地主抓去，让他投降地主武装，张没干。又让我们队伍去人保张，张父也来部队，看见我说：“你们在北京认识，你去保张甲州吧！”我征求了赵尚志同志的意见，赵说，“你要去保被抓，不又搭上一个吗？”没让我去。

7月初，地主武装把张接到高粱地要枪毙他，张把地主的枪给踢飞了，钻到高粱地跑回队伍。

张回队伍，看见我来了，摆起了资格。我看到这种情况，工作不好干，我向赵说：“回哈后，我把情况向省委交待一下，我要回河北省去了。”赵说：“不要着急，满州省委有意思想把你留在部队里工作。”我说：“河北省委叫我来巡视的，张的部队这个样子，我不能留下。”过了一个星期，赵告诉我，让满州省委把我留下，中央同志将我的关系从河北省委转到满州省委，把我留下。

7月中旬，吴福海、张文藻从满州省委来到部队巡视，他们带来了满州省委的指示，把这些队伍称为中国红军三十二师（不是三十六军）。赵为政委，我任参谋长，兼二支队长。第一支队长，张革（他是中国大学的学生，别名张本天，在齐市五金公司上班，后退休在家）。第三支队长“绿林好”，张甲州为司令员。又过了半个多月，吴、张回省委汇报工作，可是内部有斗争太乱了，决定将队伍改编为“哈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张甲州、政委赵尚志、参谋长是我，后来我在二支队工作，还有一个连的教导队，这时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

这年7月初还没有成立红军三十二师时，我由少共转为正式党员，当时有张革和我3个党员，张甲州没有恢复党籍。这时张利用关系，拉拢地主势力专拥护他，不许部队信任别人，我们让教导队的同志注意张的行动。

8月中旬，哈北游击纵队打进了巴彦县城。进巴彦第二天，“绿林好”降到冯占山队伍上去了，给他个旅长当，“绿林好”又动员张甲州降到马占山那里。我们不同意，我们在巴彦住了5天，很快带哈北游击纵队教导队200来人，从县城撤出，回到姜家大狱，离开县城三四十里地。遇着红枪会200来人，打着红旗，头上扎着红布，拿着刀枪，喊着奔向我们杀来。张甲州想带队骑马跑，一个管伙食的同志，被红枪会给扎死了。这时，赵下令，共产党员下马打红枪会。赵、张和我等率队下马，消灭十多个红枪会人，他们被打散了，我们紧紧追击收缴了200来支扎枪。集中起来全部烧掉，从此以后，哈北游击队名声大振，红枪会再也不敢打我们了。我们的队伍继续扩大到500多人，又打了康金井，扒了铁路，抓了几名铁路工人，后释放。这样一行动，队伍又扩大到700多人，收编了一支义勇军队伍，也是土匪队，为第三支队，代替“绿林好”。

这时队伍决定打东兴统治局（没成立东兴县前叫统治局）。打东兴时，我们第二支队在前头，占领西头一个伐米厂，得了很多东西，在碾子下起出200多包大烟土。东兴这个地方是最初组织红枪会的地方，有很多红枪会，也是个种大烟的山沟。张甲州、赵尚志司令部住在唯一的烧锅院内。第二天，“绿林好”也从巴彦县来到东兴，张甲州硬逼着二支队把住的伐米厂倒出来，给“绿林好”，二支队搬到北门里去住。

在东兴住到第4天，红枪会来打我们，我们北门的二支队支持不住了，往街里撤到烧锅大院，赵在院里指挥打敌人，我也呆不住，领着人也出去打。“绿林好”知道我们打红枪会，按兵不动，实际上暗地里支持红枪会打我们，撤到烧锅后第4天，我出院到炮台角去打设治局的红枪会，张甲州（他的警卫员叫“得胜”）和他的警卫员在后边跟着。我走到炮台角时，得胜在我身后开枪，把我腿打伤了。我看见他打完了，正在收枪，知道是他们打的，但不能吱声，后来把我抬进院里。我在打东兴时得了三支好枪，得胜看我躺在担架上，硬把枪给拿去了。为什么这样呢？部队在巴彦县城时，吴福海、张文藻到部队巡视工作。我们开党的会议，研究部队的情况，张文藻作记录。晚上张甲州的妹夫得胜，从张文藻枕头下把开会的记录本给偷去了。知道我们开会研究要处理张甲州，才能掌握住这支部队。张甲州召开会议，哭着说：“虽然我不是党员，也是诚心诚意地打日本，为什么要消灭我呀！”张认为处理他是我的主意，怀恨在心，所以，得胜在后边开枪把我打伤了。

赵尚志也是在这天指挥战斗中，被敌用套筒子枪把眼睛打瞎了，子弹头还在肉皮里，躺在屋里。后来我们组织撤出东兴，赵尚志坐在爬犁上。我开始骑在马上，后来出城也找一个担架，红枪会从后边追上来了，距离一里多地时，我们又组织阻击，打了十几枪后，红枪会就回去了。

我们回到姜家大狱，有3个人负伤，赵、我还有一个同志，在这里养伤一个来月。赵的眼睛好点，能骑马，我的腿也好些。我们开始往西追赶李海青的队伍，想追到安达与他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合伙作战。但李的队伍已从大赉县进关里了。我们的队伍又回到呼兰、绥化、北安、铁力一带活动，这时队伍已发展到2000来人。为什么发展的快，溃散的也快？张甲州培植自己的势力，拉拢很多人，部队在征途中纪行松懈。抢了一些东西，分地主东西时，也得些东西，又快过春节了，许多人得了东西想回家。

哈北游击纵队活动到铁力被军团马大板子队伍给打散了，三支队是收编的土匪和地主武装编成的，被敌伪军团打溃散了，一支队张革领导的也被打散了，张革得了霍乱病，在同学家养病。只有二支队剩下40多人，又回到姜家大狱。不到十天功夫全跑了，最后剩下十几个同志，张甲州控制不了队伍的消散，这时我们研究回哈找省委去。我们走到三棵树时，只剩下赵、我、张甲州和王某某四个人。把带来的十几支手枪分别埋在三棵树荒地的深雪里。我们四人，随着人群进到哈城里，先到赵家，不久我在偏脸子找个房子，张的小老婆、妹妹也住在赵家。

这时赵尚志天天在省委开会，总结队伍教训。吴是省委巡视员，他是个工人，不识字，“五卅”运动时，他在上海当训宣队总队长。赵尚志是省委书记，老季（胡士杰，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志）就接赵的工作，当时军委书记和赵尚志谈了半个多月。省委批评赵尚志，赵没有接受。最后采取组织手段，把赵尚志开除党籍，并让赵通知我，给我留党察看处分（二个月），后把我留在哈市任兵委书记。

赵被开除党籍后，从我住的那个地方走的，走时身上一个钱也没有。我们吃了一顿饭，他说：“我走了，我还要革命的。”后来知道他到滨县孙朝阳部队去了。

在省委未决定给我处分以前，有一天我们是三伙人去三棵树，取埋在雪里的枪。我和老大哥，老王两个人一伙，拿回来二支撸子，交给了朝阳同志。第二伙赵尚志他一个人，去取他埋的枪，他拿走了，张甲州和于天放二个人，拿走二三支手枪，跑到呼兰于天放家去了。

上边就是我回忆有关哈北游击纵队的情况。 （七十）

（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