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诗（字钟雅，1906年—1946年），出生在北平一个普通的书香门第之家。父李绍辰，是清末的秀才，颇善书画；母亲是家庭妇女，贤惠温柔、善良。兄李润书，毕业于中国大学会计系，解放前经营会计事务所，解放后曾任同仁堂中药店私方代理人之一。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使从小就天资聪颖的李润诗得以顺利地从小学、北平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毕业，考入北平大学医学院。从此，她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医学院里，她攻读内科，成绩优异，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为中华医学事业的复兴献身。

1929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到处是一片黑暗落后的景象。李润诗被当时社会上科学救国的热潮所感染，她同进步青年沈其霞、林宝骆等人乘船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她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投师于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内科大夫稻田龙吉，专门攻读内科、细菌科专业。在学习期间，她发奋刻苦，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了导师的赞赏。

1931年，她完成了3年艰苦的学业，冲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重重阻力，毅然回到了祖国。在北平开办了李钟雅大夫诊所，专治内科、妇科、小儿科各种疾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使祖国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李润诗面对这些现实，看透了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实质，怀着一股救国救民的正义感，毅然参加了“救死扶伤、发扬人道主义”的红十字协会进步组织，试图实现科学救国。她积极呼吁各界人士，要力求缩小贫富差别，进行社会救济，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等等。她在自己开设的诊所里，对穷人实行减费或免费治疗。

是年，李润诗在参加“欧美同学会”进步组织时，结识了共产党员、北平大学教授王思华。在王思华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马列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改善民众生活”等等就像入土的种子一样，深深地植根在她的心里。李润诗逐渐对剥削和压迫有所不满，对日本侵占我国东北更是痛恨，对中国的前途有了新的认识，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人民的希望。由于她对革命的向往，与王思华有着共同追求，于1934年同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王思华结婚。钟雅医院从此成为他们开展革命活动的掩护所。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大规模入侵，北平街头日本宪兵肆无忌惮地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人士，北平处于一片血腥恐怖之中。在对敌斗争中，王思华的共产党员身份暴露，被日本特务列到逮捕名单中。党中央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让王思华撤离北平，只身前往延安。王思华走后，钟雅医院被捣毁，各种医疗器械设备全部被破坏，无法工作。李润诗目睹“家破国亡”的悲惨状况，激起她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无比仇恨。她将两个月的小儿子王童留给自己的护士，不顾产后尚未恢复的身体，带着3个子女，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长途跋涉，历尽艰难困苦，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李润诗到达延安后，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开始新的革命生活。一次，她接到林宫骆从广西的来信，信中说出他决心赴延安的心情。她及时地把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我们欢迎这样的名医参加抗战。”为了壮大革命力量，李润诗还用书信动员说服当时北平的著名医生投奔延安。

在延安时期，李润诗曾先后任中央党校校医，华北医院小儿科主任，中央办公厅医务主任。1940年，又转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任小儿科主任，并兼任中国医科大学小儿科教员。当时根据革命工作需要，她的工作调动较频，但每到一处，她对承担的工作都尽心竭力地完成。李润诗有高超的医疗技术，不论工作条件的好坏，不分昼夜地为伤病员服务，奋不顾身地为党工作。她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对此，她全然不顾，常年冒着酷暑和严寒，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沟梁之中，起五更爬半夜地为军政人员及家属，为老百姓和儿童治病。从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故和差错。凡是经她治疗的病人都予以她很高的评价，群众称她为“革命后代的慈母”。她还经常给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看病，受到党中央领导的赞扬。1942年的一天，毛泽东特地约见了她，并一起合影留念。李润诗平时很重视自己的政治修养和思想改造。1943年，在延安经过党的整风运动，使她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进一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得到了锻炼，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念。1944年整风运动的后期，经黄树则和李亭植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面临着争取和平民主和夺取全国胜利的新形势，李润诗与王思华一起奉命从延安转赴东北，为党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而斗争。1946年1月，他们到达通辽。党组织安排王思华担任辽吉省委秘书长，留在通辽。李润诗随李富春到刚刚解放、斗争形势复杂的哈尔滨西满分局工作。她没有任何怨言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同时为减轻王思华的负担，她欣然带着几个孩子来到西满后方医院任院长兼政委。不久，她又被调到齐齐哈尔市陆军医院做院长工作。

当时正值东北鼠疫猖獗，严重地危害着解放区人民的生命安全，直接影响着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进行。党和初建的各级政权在斗争形势紧迫的情况下，及时派出大批医务工作者来到辽北解放区疫源地，为人民防治鼠疫。早年在白城子成立了辽吉防疫委员会，领导群众开展防疫灭疫工作。同时，辽吉军区卫生部决定在白城子建立卫生技术厂，制造鼠疫疫苗，以防治鼠疫的蔓延，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在鼠疫发生的高峰时期，李润诗又被派到辽北省政府所在地——白城子，任辽吉防疫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辽吉卫生学校校长和辽吉军区卫生技术厂顾问职务。

李润诗在领导辽吉军民防疫和筹建辽吉卫生学校和卫生技术厂的繁忙工作中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往返于白城与洮南之间，为了早日控制鼠疫的蔓延及其他传染病的流行忘我工作着。

为了提高防疫水平，扩大卫生技术厂的规模，李润诗不畏艰难，亲自去哈尔滨联系收集制造疫苗所必须的各种设备。经过紧张的奔波运筹，她先后将高压消毒柜、白金耳洗机等器械运回白城。她还从佳木斯卫生技术厂录用了几名未返回日本国的日籍技术员，又从长春等地录用了技术员和技术工人，解决了卫生技术厂生产所需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经过李润诗千方百计的努力，百斯笃、霍乱、百日咳等疫苗在辽吉卫生技术厂很快投入了生产，为辽北解放区军民的卫生防疫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李润诗对工厂的生产关心倍至，她每星期坚持定点、定时到工厂检查指导，研究解决生产技术方面的难题，保证了工厂生产的正常进行。

由于繁忙艰苦的工作，李润诗的高血压病日益恶化，时刻威胁着她的生命。1946年10月28日上午，李润诗感到身体不适，战友和亲人们劝她休息一下，但她不肯，下午照常到厂工作。警卫员刘柏元对她百般劝阻也制止不了，只好随从她一起去上班。下午，在卫生技术厂办公室研究工作时，李润诗感到阵阵不可控制的眩晕和胸闷，她自己走到办公室门外想透口气清醒一下头脑，以便再继续工作。当她刚刚走到门口，就因突发高血压并发脑溢血跌倒在地，口鼻出血、昏迷不醒。办公室的同志们迅速将李润诗抬进屋内。技术厂医务所的大夫久恒（日本人）闻讯后立即赶来，采取了急救措施进行抢救。辽吉行政公署主任朱其文、辽吉省委秘书长王思华也先后闻讯前来探望。但终因病情严重，抢救无效，于1946年10月28日晚8时逝世。李润诗为人民卫生事业、为东北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只有40岁。

李润诗的一生是中国妇女、老一辈革命知识分子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真实写照。她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瀚海人民心中，万古流芳。 （八十）

白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