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因个人眼界、知识、常识、经验等等的局限，估计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尴尬故事。某日，在脑海里搜寻比对，择亲人和自己顶级搞笑的糗事三则，辑录于此，博大家一笑。

老妈接电话

2004年，70岁的老妈和77岁的老爹从农村搬迁到白城生活，此前，他们一直生活在农村。

进城的老两口决定跟老弟一家一起生活。那时，家庭时兴安装固定电话，弟弟也求人安装了。当时手机没有现在这么普及，家庭固定电话使用率很高。老爹有时到外面走走，顺带买点菜，弟弟、弟媳上班，家里只有老妈和一直由老妈伺候的二弟的生活不能自理的残障儿子。老妈就成了经常接听电话的人。

老妈接电话的样子特别搞笑。每当电话铃声响起，她怕误事直奔电话不敢耽搁。可是，老妈绝对不会直接操起话筒放耳边接听，如果手里啥也没拿，她就顺手操起枕巾、毛巾、抹布、擀面杖、笤帚嘎达……把话筒从座机机身上拨拉下来，话筒仰脸朝天后，老妈就俯下身来，对着话筒接听电话。接完，老妈手上拿起一块垫布之类，垫住话筒急如星火地复位。

老妈对带“电”字的生活用品如此敏感恐惧，与她的农村生活阅历息息相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话、电灯都是稀罕物，那时过年时家里的白炽灯要是正常通电，都把我们兴奋得嗷嗷叫。

由于对电的知识掌握的少，村里没少出事故。我同桌刘国富的父亲，外号刘四虎子长得膀大腰圆，绝对是种田干活的好手。年不满50时，却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手扯冒着蓝烟的广播线而送命。同村姑奶的儿子姜纯革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在村上当电工，扯低压线时，村民用绳子晃悠线圈时不小心碰到了高压线，电把他从梯子上打到地上，后脑勺摔个大窟窿，险些丧命。

从此，但凡与电沾边的物品，老妈使用时都战战兢兢，避之唯恐不及。

表姐坐电梯

有一次，长春二叔家妹妹来白城出差，她让住在农村我家的表姐雅华去长春玩几天。

为了早上坐火车方便，当晚她们一起住在离白城火车站较近的白城宾馆。早上，长春的妹妹先下楼退房，给表姐打电话让她坐电梯下楼。经服务员指引，表姐进了电梯，却不知道咋能让电梯关门，咋能让电梯升降。此前，表姐根本就没见过电梯，就别说咋操作电梯按键了，她在电梯里面急得团团转。

无奈之下，表姐只得出来喊服务员，服务员笑笑说：“那里面有楼牌号码，你进去按一下就行了。”表姐再进电梯，对着电梯按键胡乱按了一气，电梯竟然纹丝不动，表姐红头涨脸地跑出来，第二次向那个服务员求助。服务员拿眼乜斜表姐，不耐烦地带着她来到电梯旁，手把手教她怎样使用电梯，表姐这才从楼上下来。

表姐3岁丧母，少小时，她生活的轨迹不外乎在农村姥姥家（我家）和海拉尔（表姐父亲家）两地奔波，而在我家待的时间居多，她没坐过电梯，也没听别人说过。

好多年过去了，但是每当说起这件事，生活在深圳的表姐还显得很难为情，她自嘲说：“打小生活在农村，从来没听人说过电梯，以致进了电梯间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见识少就是不行啊！估计我会是那个服务员永远的笑话。”

我想当“姜万才”

小时候，可没少被人问过长大干什么这类问题，我至少有十好几年的理想是当“姜万才”。

当年，二叔因在白求恩医大毕业成绩优异，原本留校，文革期间响应号召，到磐石县细林公社卫生院工作。他不光医术过硬，农村的修路挑土、搂柴禾捡粪也样样当先，获评县劳动模范，戴上大红花受表彰。

不久，大队接到了公社的电话，让我爹某日某时去公社接细林公社卫生院的电话，说卫生院打算派两个人来我家搞外调，二叔已经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了。

老爹去离我家6里多地的公社接电话那天，特意带上我。那时，我们去公社基本是步行，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来到公社的电话间。只见老爹左手按住电话机机身，右手哗哗地摇动电话摇把，然后从机身拿起话筒，说：“姜万才吗？”对方回答：“我是姜万才，你要哪里？” ……

回去的路上，我就想：这个姜万才也太牛了！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打个电话，还必须要走他的门路，他要是不同意，你这个电话就打不成。打那往后，谁若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我就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想当‘姜万才’。”

直到有一天，我陪表哥吃饭，期间东拉西扯，三绕两绕，就绕到我的“理想”上去了，我的碎碎念念还没完，就整到“姜万才”身上了，表哥仔细一听，噗嗤一声，一口饭就笑喷到了菜碗里——

“啥姜万才呀？那是电话接线员，交——换——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