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的关东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2日，日军沿四洮线北犯，由于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叛国投敌，将洮南拱手相让，至9月底，日军未费一枪一弹，占领白城地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立即发出了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号召。在党的抗日号召影响下，白城地区迅速掀起抗日高潮。

苑崇谷：率屯垦军奔赴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屯垦军驻白城的广大官兵对张海鹏的叛国投敌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在屯垦公署管带旅长苑崇谷的领导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保卫国土，不做亡国奴，奋起抗日。10月中旬，苑崇谷率领屯垦军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营，在洮索铁路局长张奎恩的帮助下，从白城子景星绕道去齐齐哈尔投奔马占山，奋起抗日，所部被马占山编为黑龙江暂编步兵第一旅，苑崇谷为步兵指挥官，率部驻守去黑龙江省的咽喉要道，步兵在江桥附近的大兴站以西布防，骑兵在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向警戒。

10月15日，日军驱使张海鹏的保安军进犯黑龙江省，张海鹏命少将徐景隆为前锋部队司令，率驻白城子的新编第一支队的3个团为先锋，从镇东向泰来江桥一带推进，在日军的飞机掩护下攻打江桥，遭到守桥部队的迎头痛击，徐景隆触雷身亡，其所部3个团溃散而逃。

10月下旬，马占山下令苑崇谷旅开往三间房布防。苑崇谷率部由大兴以西，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据点工事。11月3日，日军出动铁甲车两列，步兵六七百人，并派出飞机5架，乘天气突变，大雾弥漫之机，向距江桥15华里的大兴站猛烈进攻。屯垦军官兵英勇奋战，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江桥保卫战首战胜利。下午，日军和张海鹏的保安军再次进攻大兴站，双方激战到次日拂晓，日军又遭惨败，死伤600多人，张海鹏的保安军几乎被打垮。日军江桥一战遭到严重损失后，急需补充实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9日到达洮南进行部署，调旅顺驻屯军的重炮队于10日上午开抵公主岭，晚由四洮路赴洮南，同时在洮南近郊辟建飞机场。这时有抗日救国军3000余人在镇东、东平起义，与张海鹏的部队激战，张海鹏进攻失利，日军调拨炮队助战，致使进攻江桥暂时停止。12日，日军增调两个联队，在飞机、装甲车的掩护和重炮配合下，再度向大兴站大举进攻，从13日到17日，广大抗日官兵顽强地忍受着连日战斗的疲劳，死守于硝烟弹雨的阵地之中，伤亡续出，尸体枕藉，拼死苦战，不肯稍退。日军联队几乎死伤殆尽，这是其入侵东北以来最惨重的失败。18日晨，日军调集骑兵、步兵、炮兵3个联队，以飞机、重炮、装甲车联合作战，向大兴站发起疯狂进攻，广大爱国将士以为国捐躯与日军决战到底的信念，坚守阵地，用低劣的武器坚持作战，短兵相接，肉搏相拼，阵地失而复得再三，毙伤大批敌人，直到弹尽粮绝，又腹背受敌，加之孤立无援，不得不撤出江桥。

江桥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来函，表示支持和声援，许多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成立慰问团捐款捐物，慰问将士。教育家陶行知在《敬赠马占山主席》一诗中，盛赞江桥抗战：

神武将军天上来，

浩然正气系兴衰，

手抛日酋归常轨，

十二金牌召不回。

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向抗日前线将士发出慰问电。上海有一家福昌烟草公司还专门生产出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愿人人都学马将军”。“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上市后，上海人争相购买，一时间出现了香烟供不应求的局面，一些不吸烟的人也买回几包留作纪念。1931年11月1日的《滨江日报》曾经发表评论说:“黑龙江的中国军人在日军横暴下孤军奋战，嫩江河畔赤血是中国血性男儿的魂宝。黑龙江的中国军队是真正的卫国勇士。”

江桥抗战对白城地区的抗日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抗战间，镇东县和扎赉特旗就有500多名青壮年加入了抗战队伍，江桥抗战以后，白城地区各种形式的反日武装斗争蓬勃兴起。

黄显声：洮南走出的抗日将军

黄显声，东北军第20旅旅长，在洮南驻防4年，“九一八”事变后，黄显声毅然投身抗日。他是主张息内争以御外侮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是张学良、郭松龄最为依赖的将校，是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抵制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先带领警察队伍打响了抗战第一枪。他带领的部队被蒋介石称为红到底的部队，他也被蒋介石视为危险人物。他作为红岩魂中的先烈之一，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

黄显声的武装抗日在洮南产生很大影响，将其称为“洮南走出的抗日将领”。

“九一八”事变前的8月初，黄显声就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得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批枪支成了后来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与此同时，黄显声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配发枪弹，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即率领警察总队投入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当时沈阳的东北军有王以哲的第7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生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生兵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因伤亡太重，被迫撤离。连夜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在锦州期间，黄显声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先后编成20余路军，黄担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给日军造成重大的打击。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率3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以第1、第2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3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932年1月2日，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到凌晨2时30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九一八”事变后，黄显声坚决抗日的行为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恨，下令将其逮捕囚禁在重庆渣滓洞。在1949年11月、解放前夕被杀害。

关玉衡：建立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

关玉衡，驻白城兴安屯垦区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1931年5月，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严守军事机密，下令处死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成为引发“九一八”事变的发端，即“中村事件”。

1931年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张学良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宣称:“中村事件”“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他们以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日本朝野和民众团体也一窝蜂地出动，要求陆军“武力征服满蒙”。然后，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一方面动用各舆论工具，尽力渲染中村事件，故意扩大事态，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日报》上，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日本军部、政府、议会、政党和极右团体，都利用中村事件大做文章，主张以此作为“打开满蒙问题僵局的突破口”，因而在交涉上一天紧似一天。对日本当局的寻衅，兴安屯垦军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指出“兴安屯垦军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此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入该区有意外发生时，概不负责。”屯垦军驻白城子督办公署统带苑崇谷还将搜查到的中村等人间谍活动证件亲自送往北平副司令长官公署，提出：“按国际公法，主权国家有权处死外国间谍。”这是自己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强烈呼吁“国土不可侵，国威不可辱”，要求长官公署“抗衡到底”。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置兴安屯垦公署的严正声明于不顾，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东北长官公署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允许土肥原贤二前往兴安区。兴安区屯垦军官兵闻讯百倍警惕，严阵以待。心怀鬼胎的土肥原贤二乘火车在白城子下车后，受到军警的严格盘查，他心惊胆战地要求兴安屯垦公署派兵保护。代理督办高仁绂以“本区向无此例”为由断然拒绝。土肥原贤二在向葛根庙进发途中，见屯垦军戒备森严，加之多次遭受盘查，预感前景不妙，便决定中途回返。由于探查毫无结果，回到沈阳后，他大肆造谣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停当，只待发动。”林久治郎则在外交上施加压力，一天中3次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抗议”，要求交出关玉衡，为中村震太郎偿命。由于中国政府对中村事件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表示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蒋介石等还表示对关玉衡等进行军事审判并予以严惩，何应钦等亲日分子指责关玉衡处死中村震太郎“是破坏中日邦交，是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主张逮捕法办。结果关玉衡被解职软禁。由于日本政府的目的不在于此，所以仍步步紧逼，并以此为借口，增兵南满，开始了发动对东北全面武装侵略的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开始通缉处决日本间谍中村大尉等4人的兴安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关的父亲闻讯急火攻心，3日不语而逝。1932年3月，日军抄没关玉衡宁安县老家的家产，将其四弟关瑞孚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被抓后惨死在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关玉衡的老母亲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后双目失明。国难家仇，关玉衡悲愤填膺，坚决抗日到底。

1932年6月，关玉衡改名郭尔佳，化装从上海出发，到开鲁、瞻榆一带建立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关玉衡以“后援会委员”身份指挥起义军右路军1500人，后又任左右路军总指挥，与辽北蒙边宣抗专员高文彬一起，联合率领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攻打通辽，毙敌80多人。9月，又率部夜袭辽源（郑家屯），重创日军。此举震惊日伪，震动热辽边，大大鼓舞了抗日士气。为此，北平抗日救援会送来4万元慰问金。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何梅协定》签字后，下令禁止义勇军抗日，关玉衡于1933年辞去总指挥职务。关玉衡回到北平后，被一些亲日分子指责为“破坏中日邦交，引起日本出兵东北的罪魁祸首”“应予法办”等。关玉衡对这些爱国有罪的谬论，十分气愤，先去国民党驻北平军分会申辩，又去南京申诉，不料竟遭扣押，后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释放。

周恩来称关玉衡为少有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的家乡人民称关玉衡是一个正义的“关东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