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饱经磨难的白城地区各族人民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热情洋溢，隆重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此时，白城地区洮安县三合区委书记、劳动模范张振铎代表东北地区农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是白城农民的荣誉，是东北农民的荣誉。张振铎热泪盈眶，心潮澎湃，豪情满怀，是共产党使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翻了身，真正当家作了主人。他由衷感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张振铎。

张振铎，洮安县三合区（今白城市洮北区三合乡）人，贫苦青年农民，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辽吉根据地建设中的农民积极分子，是党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培养起来的优秀共产党员、农村干部。历任中共洮安县三合区委书记、中共洮安县委副书记、中共白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我党即派大批军队和干部火速出关，挺进东北，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辟东北解放区。11月，中共冀热辽区委派石明之、骆子程、郑芥舟、蒋谷峰等到白城的洮安县，成立了洮安县委，石明之任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从建政入手，领导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增资、分配敌伪土地的斗争。

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这场革命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因此，斗争必然是十分尖锐复杂和激烈的。白城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初期，由于多数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心有疑虑，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

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白城地区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对白城人民实行14年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手段，经济上野蛮掠夺，文化上进行奴化教育，使广大人民没有任何人身和言论自由。人民群众虽然对日本法西斯恨之入骨，但对共产党八路军又不甚了解，因此存在戒心。二是“八一五”光复后，日伪残余势力和反动地方武装、土匪相互勾结，反动势力在一些地区还很嚣张，群众怕报复。三是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致使一些人是非不清。说什么共产党、八路军“长不了”“不是正牌军”等等，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定的阴影。四是受文化水平、客观环境等方面影响，思想往往摇摆不定，处于左顾右盼的观望状态。

针对农民群众的这些观望态度和顾虑情绪，县委组织工作队深入到农村，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从劳而又苦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农民中培养积极分子。张振铎就是第一个被发现和培养的青年积极分子。关键少数的作用非常重要。张振铎苦大仇深，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深恶痛绝。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敢于担当，很快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张振铎配合土改工作队深入到各家各户，启发群众觉悟。号召群众起来，消除顾虑，敢于同地主进行斗争。不久，张振铎担任了三合村农会主任。在土改工作队的指导下，他认真贯彻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的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向群众宣传党的宗旨和各项政策，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注意发动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和青年，树立贫雇农的优势。在三合区采取了多种宣传教育的办法。一是通过各种形式反复深入地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提高广大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二是通过大会宣传小会讲解，扎根串联，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交朋友等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通过发动群众使清算斗争取得了初战胜利。清算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减租增资运动的开展。仅三合区三合屯一个屯减租即达5000多万元（东北币）。1946年3月，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决定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和县委制定分配开拓地的办法，4月份，三合区形成了分开拓地的高潮。通过减租增资、分配敌伪土地，初步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初步解决进一步加深了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为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先决条件。

1946年7月22日，辽吉省委根据东北局7月7日《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精神，发出《关于分地进一步发动群众的指示》，要求各地县委要切实贯彻“五四”指示，要在全体党员和干部中进行阶级教育，纠正一切右的思想，以新的精神全力以赴进行分地，进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县委根据省委的部署，于8月间在宝山区举办了10个区的武工队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100多人，张振铎、李国忱、马景全、姜文选等一批新干部参加了训练班。通过这次训练，使武工队员学习了党在农村发动群众清算分地的办法，明确了工作步骤：一是先搞大的封建地主堡垒，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搞垮其封建统治，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把清算的方向和内容与解决土地问题结合起来，用清算方式达到土地还家的目的；三是走群众路线，反对包办、恩赐、代替；四是采取集中力量创造典型，以典型带全面。

训练班结束后，张振铎回到三合区，在县委的帮助下，立即成立了区武工队，同时将翻身会改为农民会。张振铎和区委负责人分别带领武工队深入到村屯，与农民一起干活，启发群众觉悟，在劳动中培养积极分子，同时酝酿讨论进行下一步的清算斗争。

1947年初，在清算斗争的基础上，开展“煮夹生饭”“砍大树挖底产运动”。这是白城地区土地改革向深入发展的一个阶段。经过半年的清算分地斗争，广大农民群众已经初步发动起来了，开始向汉奸、恶霸和反动地主要地、分地，大部分农民或多或少都得到了利益，更加信赖共产党。另外，在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他们开始掌握了武装和参加政权，封建的反动势力一般的都进行了打击，汉奸、恶霸、匪首以及反动地主的威风下降，他们对农民政治上经济上的奴役和统治已经或正在被推翻。但是，土地改革的任务还未完成，运动一般还不深入，还不巩固，还存在很多问题。

为了巩固清算分地成果，把土地改革运动引向深入，1947年2月5日《西满日报》发表了《继续努力贯彻土地改革运动》的社论，分析了土地改革运动发展的现状，指出尽一切努力克服工作上的缺点和毛病，使运动走向正轨。省委给各地、县委发了《目前改造“夹生”工作中存在着的几个问题》的一封信，指出：辽吉土地改革斗争存在严重的“夹生饭”现象，是因为没有切实实行群众路线。要求各地要集中火力经过群众充分的酝酿和剧烈斗争，切实解决土地问题。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于2月12日召开了武工队会议。首先检查各村屯工作，接着，整顿干部，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以增强斗争信心。还提出了“三挖四到”。“三挖”是：挖封建根、挖匪根、挖特务根；“四到”是：地到手、粮到口、人到房、马到圈。会后，一个群众性的煮“夹生饭”砍挖运动在全县深入开展起来了。

这期间三合区的许多村屯，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还缺少马匹、种子、粮食等，春耕生产仍有很大困难。据此，三合区委以准备春耕为中心，全力开展“煮夹生饭”。提出了“斗倒大树好种田，种子牛具不困难”的口号，张振铎带领区委一班人，抓住群众当前迫切要求——牲口、农具、种子等问题，深入到三合屯，经过串门酝酿，发动群众“煮夹生饭”，首先清算了伪屯长、大地主许凤鸣，挖出150石粮食。接着，典型带动全屯清算运动进入了高潮，先后共挖出大量骡、马、驴和粮食，贫雇农平均分得土地20垧，犁杖一付，组成了16个搭犋组，顺利完成了春耕任务。

三合区的土地改革在张振铎的领导下，由于政策掌握的准，做到了运动与生产相结合，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洮安县的先进区。

土地改革斗争的胜利，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彻底摧毁了封建统治，广大贫苦农民真正翻身作了主人。翻身后的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张振铎带领全区青年农民，积极响应辽吉省委、省政府的号召，投身到开展大生产运动竞赛和大力支援前线的热潮中。

1947年春，辽吉省委在领导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省委提出，要把发动大生产，作为全年的四项任务之一认真抓好。3月15日，辽北省政府集军、政、民三方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由主席阎宝航任主任委员，副主席朱其文任副主任委员；王思华、魏兆麟、黎明、许立群为常委；邓华、高鹏、于文清、郭峰、徐公振、喻屏、高体乾、李更新为执行委员。省政府颁发了《农业生产条令》和《辽北省春耕运动委员会条例》。各地县也分别成立了春耕生产运动委员会，并派出大批生产工作队深入到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

在洮安县，张振铎当选为春耕生产运动委员会委员。为推动三合区的大生产运动，张振铎带领区村两级所有干部下乡，深入村屯，帮助群众出主意，想办法，组织春耕生产。他们餐风露宿开垦荒地，割野草、采野菜，进行生产自救，战胜严重的缺粮、缺草、缺耕畜的困难，终于渡过了难关。

在区村干部的带动和组织下，全区很快掀起了大生产运动高潮，广泛开展了开荒增产运动。为了解决翻身农民在生产中的人力、畜力不足的困难，张振铎在三合村进行了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探索，在全区出现了劳动互助换工搭犋的组织生产形式。辽吉省委及时总结了这种经验，发出“换工搭犋、互助代耕”的号召，并组织各级党政部门干部下乡，一手抓土地改革，一手帮助农民搞互助生产，掀起了以换工搭犋为主要形式的生产高潮。

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土改斗争的考验和锻炼，张振铎等一大批青年成长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白城全区有6077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提拔区级干部173人，乡村级干部1432人，有些人后来还成长为各级党政的主要领导干部。其中省军级干部有丁甲全、仁钦扎木苏、可沐云、张显臣；地师级的有张友、陈世兴、李清海、李清山、张春元、戴月、卢全夫、王飞、李世福、贾玉璞、王发、包思勤、刘汉文、哈斯巴根、王富、姜立成、薛安、邵海潮、张振铎、李井池、李贵祥、华景太、于远德、杨国良、苗育全、林长生、李忠厚、刘子臣等20余人；县团级的有郑济洲、王庚仁、葛长才、王占山、冯宝山、杨世华、张天资、顾绍斌、张恒珍、石汉文、刘子林、曹玉林、徐金才、尼玛、鲁奇、郭长海、巩固、刘芳恩、宋学义、和景玉、罗玉秀、李金成等百余人。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由此在全国居于执政地位，党的工作重心从长期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党在战争中培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白城地区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民以历史从未有过的精神面貌和主人翁姿态，开展了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伟大斗争。开展了支援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白城人民开启了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