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白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报》是中共辽吉省委的机关报，在辽吉根据地建设中宣传党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和辽吉省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省委组织领导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剿匪建政、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和发展生产等根据地各项工作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胜利报》于1946年1月1日创刊，作为辽西、辽吉、辽北省委的机关报，自创刊至1949年1月1日改版为《辽北新报》的3年间，辽吉省委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具体领导。省委书记陶铸亲自题写报名，几次题词和发表文章，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在辽宁省工委沿中长路以西从沈阳向法库撤退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途中，陶铸在向各地派干部接管政权、建立地方武装的同时决定创办一份报纸，作为省委宣传政策指导工作的工具。这份报纸定名为《胜利报》，这除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外，还有一个来历，据说陶铸在率领干部队伍由延安出发赴新区前，曾去毛主席那里告别，临走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祝你们胜利吧！”陶铸牢记毛主席的鼓励，以此为报纸命名，并执笔提写了报头。陶铸非常重视办报。报社成立后，他多次到报社检查指导，从办报方针到职工思想、生活，指教具体，关心备至。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报社随省委先后迁驻郑家屯、洮南、白城子等地办报，经历了由5日刊、2日刊到日刊，每期8开2版到4开2版的发展过程，先后共出报720期。《胜利报》自创办的第一天起，始终把宣传省委及其上级党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为神圣的使命。根据省委的指示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决定、指示、布告和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和文章、刊载中共中央、东北局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文件，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尽快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理解，并变为实际行动。

《胜利报》出版的3年，恰恰是东北解放战争由战略退却到反攻直至决战而夺取全胜的3年，辽吉区地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战事异常频繁和激烈。报纸便以临战的姿态，紧跟前线的步伐，采取一战一报和“一周战况”等通讯形式，及时报道东北战局的发展变化，接连报道战场大捷，以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参战的士气和夺取胜利的信心。《胜利报》在1947年5月至6月间，连续报道我军发动夏季攻势取得节节胜利，接连收复通化、丹东、西安（今辽源）、郑家屯以及攻打四平等喜讯，从而掀起一次又一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我军占据优势并展开决战的时候，报纸连续发表社论，动员辽吉人民热烈支援解放全东北的最后胜利，更有数以万计的担架、大车奔赴决战前线，为解放全东北作出了巨大贡献。

辽吉根据地既有敌占区，又有边沿区和解放区。为了尽快从军事上收复失地，必须把解放区建设成巩固的后方。因此，在3年解放战争中，建设和巩固辽吉根据地，便成为辽吉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报纸坚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方针，始终把发动群众搞土改、参军支前和发展生产作为通讯报道的主要内容，通过刊载文件、发表社论、采访通讯、典型报道等形式进行宣传，发动和引导广大群众为完成三大任务而奋斗。完成三大任务的关键环节是发动群众，使群众按照党的指示方向前进。报纸遵照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宣传具有战斗性、针对性和通俗化、地方化等特点。为此，报社在人力少、条件差的情况下，在办好“工作通讯”“干部学习”“通讯网”等专栏和特殊需要的“专刊”“号外”同时，还先后在报纸二版开辟过《曙光》《老百姓》《新青年》《辽河》等副刊，先后出版了500余期。其中编发的实体小说《国事痛》和教材《老百姓课本》以及教育、文化、艺术等通俗读物，既有政治内容和生产常识，又有生活气息，颇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胜利报》改版前夕，辽北省委于1948年8月31日为纪念“九一”记者节致报社全体同志一封信中说：“从去年九一到现在的一年来，《胜利报》在辽吉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的宣传中，虽曾发生过偏向，但成绩是主要的，作用是明显的，这是全体同志努力的结果。”这是对《胜利报》符合客观实际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

1946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西满分局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建立中共辽吉省委，由陶铸任书记兼宣传部长。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暂时处于优势，我们在军事上处于战略转移阶段。我军从四平、长春等地撤退后，辽吉地区形势紧张，战事频繁，斗争激烈，任务艰巨。在这种形势下，鼓舞士气的宣传舆论工作非常重要。陶铸十分重视党的宣传舆论工作，组建省委后不久，就在1946年1月创办了省委机关报《胜利报》，并将报社列入省委直属部门。1946年6月任命许立群为《胜利报》社社长，兰干亭为总编辑。为了加强对《胜利报》的领导，省委又于1947年5月成立了党报委员会，由郭峰、许立群、王思华、王振乾、兰干亭、沈亚刚、胡亦民等7人组成，郭峰为书记，许立群为副书记。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舆论阵地。在《胜利报》的指导和带动下，部分地县（旗）也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出版油印小报，诸如三分区的《赉广报》《农工报》《翻身报》、法库的《人民报》，康平的《工农小报》，昌图的《人民报》等。陶铸对《胜利报》倍加关心，从报纸命名、办报方针、报道内容，到报社工作人员的思想和生活，都亲自制定并经常过问。1947年9月4日，报社为纪念“九一”记者节召开座谈会，陶铸到会讲话一个多小时，针对报社部分干部存在的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待遇等名利思想和工作中消极、马虎、不安心等现象，号召报社干部、记者利用休刊和业余时间，开展学习运动，彻底检查思想，克服个人主义的种种打算，建立与加强为人民服务、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思想，加强报纸的指导性、战斗性，以适应辽吉广大群众及根据地发展的需要。根据陶铸的指示，报社全体干部展开了热烈的学习，不仅检查思想和作风，而且研究和改进了工作。

陶铸不仅重视报纸宣传内容，而且注意报纸的文风和业务建设。他主张办报要面向群众，形式尽量生动活泼让读者读得通、听得懂。遵照陶铸的指导，《胜利报》不仅发表过《国事痛》那样的时事通俗小说，还出过《老百姓》《辽河》副刊。其中《老百姓》副刊是陶铸非常欣赏和关注的。出版前，陶铸向主编俞未平指出：《老百姓》报一定要文字通俗、文章短小、形式活泼、内容多样让初识文字的老百姓能看得懂，不识字的老百姓能听得懂。根据这个意见，《老百姓》报办得十分通俗，登的尽是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有专为识字少的人编的《一周天下大事》《老百姓课本》；有生产经验、批评表扬、歌谣、漫画；有时还把时事编成东北民歌、大鼓词，不但能读还可以唱。

《胜利报》坚定地执行通俗化的方针，从社长、总编辑，到各部主任、编辑、记者，人人重视文字通俗，学习并运用群众的口语写稿、编稿。有些年轻同志还在土改中下去参加实际工作锻炼，注意接近群众，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学生腔”，以能写出群众喜欢的稿子为荣。经过两年的办报实践，大家加深了认识。1948年1月，省委在“关于胜利报改版的决定”中，提出报纸要实现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作为办好报纸的努力方向。后来经过不断总结完善，成为办地方报纸的一项经验，被东北全区各报参考采用。

实现通俗化，同全党办报的要求一致，辽吉省委也很重视发动全党关怀报纸。省委在1947年5月成立了党报委员会，郭峰为书记，许立群为副书记，还有几位厅长、地、县委书记为委员。省委号召全辽吉党员、群众积极为报纸写稿，并指定一批地、县党政负责人和宣传干部为特邀通讯员，报上郑重地公布了他们的名单。报社编辑部有专人同通讯员联系，做到每件稿子都有回音。那时读者和报社的感情交融，有了疑难问题，乐于写信问报社。《胜利报》见报的稿子，80％来自地方。

为了让新区更多的人听到党的声音，1948年3月四平解放后，报社马上派采通部主任黄照带几名编辑、记者赶到四平，办了一份《胜利报·四平版》。后来，省委机关、报社由白城子搬回郑家屯，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原《辽宁日报》终刊，还在辽源市办过一段《胜利报·路东版》，指导中长路以东原辽宁各县的工作，照顾当地读者的需要。

在省委和陶铸的领导和关怀下，报社同志积极努力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具有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的特点。每期报纸，除报道国际国内重大新闻和中央、东北局及省委发出的决定、指示以外，还根据不同时期斗争任务的需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编辑出版综合性副刊《老百姓》《辽河》和文艺副刊《曙光》等。《老百姓》副刊简要介绍国家大事，宣传英雄模范人物和农村新人新事，推广生产、致富、卫生、防疫常识和经验，以及讲解民间故事等。《老百姓》最初在《胜利报》上出版70期，深得群众欢迎，1947年5月10日起改为单独出版，6日刊，每期2张，1948年1月又合到《胜利报》上出版88期。因《老百姓》副刊内容简要，形式灵活，文字通俗，非常适合解放初期对群众进行启蒙性的阶级教育。为群众办冬学和夜校编写的《老百姓课本》，把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共编写32课，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阶级常识，第二部分是应用文常识，第三部分是生产、卫生常识。如第二课“农民苦”，全文是：“一根线儿长又长，提起往事没底量。苦情好比长流水，千夜万夜诉不完。要问苦从何处来，不怨爹也不怨娘；只恨吃人旧社会，地主恶霸坏心肠。破车老牛疙瘩套，庄稼越种越凄凉。农民苦处长又长，好像线儿抽不完。”每课都写进了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写出了群众的亲身体会，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在读和写，是个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辽河》副刊，既有政治、军事、群众运动方面的报道，又刊登小说、戏剧、诗歌作品及文艺报道，共出刊307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为唤起民众，《胜利报》社组织杨耳（许立群）、张仲纯、吴梅等同志，把“八一五”光复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东北，发动内战，网罗胡匪，抢掠百姓等罪恶行径，编成章回体的实事小说《国事痛》，共4万余字，在《胜利报》上分期连载，又于1946年10月印成单行本，受到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本书在白城曾轰动一时。从敌后通辽、开鲁回来的同志也说，前方的干部都欲一睹《国事痛》这本书为快。由于《胜利报》充分发挥了革命舆论工具的作用，多次受到省委和陶铸的表扬和鼓励。1948年8月31日，为纪念记者节，辽北省委致《胜利报》社全体同志一封信，信中说：《胜利报》在辽吉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的宣传中“成绩是主要的，作用是明显的，这是全体同志努力的结果。”并号召全体新闻工作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推进辽北的各项工作。

（三）

《胜利报》是大造革命舆论的重要载体。当时的通讯，《胜利报》是主要传播形式和渠道，通过《胜利报》将党政军各部门召开的会议，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及时向广大群众宣传，是最有效办法。每当纪念会、祝捷会和追悼会，每逢有重要意义的节日，如“五一”“七一”“七七”“八一”“八一五”“九一八”等，省地县区逐级举行群众性的纪念大会、座谈会、文艺演出会等，《胜利报》都及时进行报道。1946年6月，在四平保卫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辽吉地区的郑家屯、梨树、通辽以及长春、吉林等大片地方，就是在国共两党声明停战15天期间，也背信弃义，猖狂进攻法库、拉法、海城，轰炸敦化和蛟河等地。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盲目正统观念，他们迷信国民党的美械装备，把他们当成“正统”。面对当时的局势，省委决定，为纪念“七一”25周年和“七七”9周年，辽吉区军民进行盛大纪念，并举办宣传周活动，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挑起内战的阴谋，动员广大群众，加紧革命根据地建设，坚持自卫立场，给挑战者以严重打击。7月1日，陶铸在《胜利报》上发表了《纪念“七一”“七七”克服新的民族危机》的重要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勾结美帝国主义分子，扩大内战的罪恶，阐述了辽吉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以实际行动制止内战的光荣任务。7月7日，省委在驻地洮南举行有万余群众参加的纪念大会，辽吉行署主任朱其文到会讲话，他说：“抗战虽然胜利了，但伟大的祖国又面临着新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国主义的好战分子，扩大内战，专制独裁，要把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重新送入奴役、黑暗的苦海中去。”他又说：“经过14年抗战，中国人民和中国民主力量已空前的强大了，今天这个大会就是检阅自己的力量，一定能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的任何新的军事进攻。”朱其文的讲话，符合民意，深得民心，广大群众立即高呼：“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卖国，坚持独立”。在宣传周里，各界召开座谈会，各部门开展街头宣传，文艺团体演出活报剧等，激起了广大群众反对内战、独裁、卖国和保卫和平、民主、团结的热情，并变成了自觉的行动。

《胜利报》及时报道了辽吉根据地广大军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参战支前的各项活动。1946年7月14日，军调部第36执行小组抵白城子，当日就有万余群众向执行小组三方代表请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要求公正调处。第二天，又连续不断地有成群结队的群众到执行小组驻所请愿，呈递请愿书。洮安县宝山区有10多名纯朴的农民请愿说：“14年亡国奴生活已经是够呛了，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14年没见到他们的影子，现在却来打内战，希望执行小组秉公调解。”广大群众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召开祝捷大会，宣传军民在自卫战争中的胜利，更有利于鼓舞和动员群众投身到自卫战争中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开始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6月1日，省委、军区和辽北省政府在驻地白城子召开空前盛会，万余人热烈祝捷。大会在礼炮声中开始，在会议报告中历数夏季攻势以来我军获得的辉煌战果，其中包括辽吉地区在怀德歼敌两个师1.5万人及收复通辽、公主岭、郑家屯、法库、昌图等重要城镇，解放大片地区的伟大胜利。辽北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到会讲话，他分析了我军胜利的原因，号召后方要团结一心，以战斗精神努力工作，加紧生产，防匪除奸，巩固后方，全力支援前线。他兴奋地说：“胜利高潮已经在望，胜利的旗帜在飘扬，最后胜利已在向我们招手，同胞们努力吧！”接着，各界代表讲话，异口同声地颂扬我军的胜利，表示坚决加紧工作，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在自由讲话中，出现了十分生动、感人的场面，洮安县青山区老贫农李宏路登台送子参军，会场上立刻欢声雷动。他指着儿子说：“他爷爷扛了一辈子大活，我也扛到这么大年纪了，一垄地都没有扛到手。现在咱们分到房子地了，我愿意送儿子参军。”在李老汉的带动下，群众情绪沸腾了，有成队结伙的青年登台报名参军，阎宝航给他们披红戴花，并致词欢迎。通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卖国、独裁的黑暗统治，宣扬一年自卫战争特别是夏季攻势的胜利，使辽吉地区700万群众受到了深刻而实际的教育，他们进一步认清了敌友，判明了是非，积极热情地投入到火热的自卫战争中来。前郭旗人民自夏季攻势开始，参加战勤的有组织群众达2.5万人，连续3个月时间，持续不断地服务于前线，为夏季攻势的胜利，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3年时间里，辽吉根据地经过曲折的斗争，《胜利报》对许多重大斗争都有报道。《胜利报》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辽吉地区工作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