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学性的书记员，这是我的文学理念之一。一路写来，我渐渐意识到：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开始了，时代和时代之间不可能像打隔断墙那样截然分开。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总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现象、问题、矛盾的部分重叠。

诚如我们常说的，旧的问题、矛盾遗留下来，尚未完全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矛盾接踵而来。二者彼此交融，纵横交错，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成果都得来不易。

如果要将发展成果讲足，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比较。既要同别国进行横向的比较，也要同自己的从前进行纵向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民间的实际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尤其具有说服力。

于是，我就想写一部年代跨度较长的小说，尽可能广泛地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从民间角度反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图景。

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全面深入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长篇小说。

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不会电脑，只能手写，写第一页时不知道书名，但知道必须写到三千多页才能打住。

这时有朋友提醒我，不要写那么长，最好写二三十万字，好定价、好销售，写那么长谁买谁出谁看？我说，这不是自己考虑的，我只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创作《人世间》，就是想将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直观地告诉人们。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现在普通饭店的任何一桌饭菜，过去北方家庭春节也都几乎吃不到。当时见不到鱼虾，鸡蛋、粉条都凭票，我直到下乡前才第一次吃到点心。这种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难家庭独有，而是当时普遍现象。

1990年，我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热水澡。因此，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常常想，人类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艺术？文学艺术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更是让人类的心灵向善与美进化。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论好人文化的意义》，不是说“老好人”，而是对自己的善良心有要求的人。《人世间》里没有太坏的人，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总是干坏事。

我总是在作品中挖掘、表现人物好的一面。这也是我对文学的理解。

创作《人世间》时，我要求自己，应表现出多数人本能地希望做好人的心愿。创作完成后，我可以肯定对世界说，无论周围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自己都不可能做坏人了。

欣慰的是，在115万字的《人世间》中，一些内容是其他小说中不常见的，一些人物是文学画廊中少有的，一些生活片段也不是仅靠创作经验编出来的。它们都源于我这个作家独特的生活积累，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作家是文学动物，而文学本身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若那些有信心、有能力、有干劲解决现实问题的人，偶尔也想要通过文学来间接补充对民间的了解，而《人世间》又能起到一点儿这样的作用，则作为作者，我自然也是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