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旭

语言社会学侧重于对语言与文字发展规律的研究，从而探索其背后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体系，继而得到一种社会学视角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语言是社会学中存在的一种独特的探究视角——以个体语言能力为突破口，进行与个体相关的经济地位、融入度等问题的关联探究，继而生发对语言教育与学习问题的反思，以社会学的想象力来界定探寻客观事实，用实践导向理论。

语言学认为，语言有三种基本属性：其一是工具属性，代指语言是一种用以交际和思维碰撞、文化交流的工具；其二是符号属性，也称结构属性，是指语言是人们用以相互之间交流共同的涉及到声音与文字的体系，人们借此传递信息、塑造意义；其三是信息属性,也被称为表征属性，是指语言是一种思维和交际符号信息系统，维持着社会现有的沟通秩序。但实际上，语言除了上述属性，还具有一定的经济属性。语言身为一种显著的人力资本，个体掌握的语言精准能力越高，应用的语言范围更宽泛，获得高收入的几率就越大。

我国现如今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对于人才与人力资本的渴求迎来了高峰期。国内外大量语言经济学家通过理论与有关模型实证证明，语言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思维工具与交际工具，其本身是思维文化的载体，是个体可量化的人力资本与公共产品。因地制宜，不同的环境选择不同的交流方式与沟通语言，不同的发展条件选择与其配套的文化建构体系，语言资源也在这其中存在着多种分析角度。普通话的语言作用在多方面都有显著表现，作为国家认定的通用语言，普通话是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择业就业时的基本条件与工作标准，并且普通话存在工资效应，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有着重大的正向作用，但鉴于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普通话的受众与经济回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官话方言区主要集中于东北、北京等北方方言区，非官话方言中除位于中国北方的晋语之外，东南部地区的南方汉语方言分为吴语、客家语等八个方言区，主要集中于南方。相对于南方地区而言，北方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程度更高，北方地区对于普通话这一人力资本的需求更高，但就经济回报角度而言，南方地区较北方地区的作用更为显著。其原因在于，语言身为一种客观实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天然存在着一定的语言距离，一个方言区内距离普通话的语言距离越大，反而加剧了普通话资源在此区域内的稀缺性。在资源较为稀缺之地，掌握普通话优势的劳动者更易于找到高质量的工作。当代中国，人口流动愈发频繁，在迁移与流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进行“推力”的考量，还要侧重“拉力”的取舍。方言区与普通话的语言距离是造成普通话经济回报差异的主要原因，非官话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经济回报率相较于其他经济圈更活跃一些。因此，要重视普通话能力对于工资收入的正向作用，充分考虑其工资效应，做出合理的就业选择。

个体掌握的语言的多样性对个体的成长发展同样起着关键性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地区间的收入增长能否趋同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语言技能身为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对个体交际机会与工资资源有着巨大影响，语言技能对于劳动者而言有多方面的影响，良好的语言技能容易使劳动者获得更好的就业收入与工作安排。一般而言，外语的掌握能力对劳动力收入有着正向的积极影响，与单语者相比，双语或者多语者有着更为显著的高收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融入是经济融入的先声，是个体乃至地区经济地位稳定提高的前提。若想融入现代经济发展，普通话仍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发展”与“推普”始终使相辅相成、相伴运行，是缺一不可的关联共同体。

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趋近结构化，语言资源所发挥的作用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质的改变，语言能力仍会作为社会交换中的基本量，在多种场域中发挥引导性作用。语言就是问题，是与各种社会问题联系到一起的，如生存问题、就业、贫困等等，都可在语言这一视角中窥见。只得全貌不予置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合适的做法，理应用建构的观点来对问题进行剖析并解决。

同样，在日趋复杂的语言环境中，我们仍需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语言文化的底线。社会上或多或少存在较为浮躁的语言“全英化”“洋化”倾向，势必会影响青少年对于中华民族母语的感知力，从而淡化了对本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与思考。对于语言文化极左或者极右的倾向都是不对的，社会确实在呼吁更多的语言复合型人才，但我们更应该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去处理经济与文化的边界问题，秉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初心，正确处理本民族语言与外语的关系，成为时代所需要的语言人才，成为我国所需要的语言人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