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这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高度，把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找准了推动环境问题解决的切入点，指明了破解环境难题的发力方向。一些环境重点、难点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之外，体制机制层面的羁绊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要从根本上破解这些难题，必须从制度上改革创新。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扩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范围；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区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过去自然资源核算基本没有，为官一任只要把GDP搞上去，把城市建设搞漂亮了，官员就会获得提拔，不需要为留下的环境污染负责，使得很多地方的发展出现短视现象。

    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就是要发挥制度的引导效应，使各级官员坚守生态底线，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区域的良性发展。将官员的责任与环境保护牢牢捆绑在一起，不管当初决策人职务是否变动，都要承担与考核评价结果相应的责任。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已将这一职能赋予国土部门；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用途管制。

    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有偿”与“补偿”则揭示了生态建设与保护将逐渐告别“效益无价”时代，迎来真正“红利”。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大环境指标的权重；强化节能环保市场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加快资源税改革步伐，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

    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主要传递了一个理念，不能把所有的自然资源全部用来搞开发建设，生态脆弱的地方就要保护起来，这也是对当前发展与保护矛盾关系的重新认识与管理，未来政策体系下的生态保护标准将更趋清晰和严格，对生态保护和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