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历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活跃在三尺讲台上，用浅显的语言跟学生讲授历史；他们是年轻的历史学博士，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回归案头，潜心钻研，花费数年，力图打造一部“可信、通俗、新颖”的通俗版中国历史……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历史必须细讲，不能一味“提纲挈领”。日前，记者采访了通俗版中国历史《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部分主纂人员，听听他们如何打造一部面向普通读者“可信、通俗、新颖”的中国通史。

    通俗而雅：通俗不是低俗、庸俗！

    7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志坤与历史学家李学勤开始策划一套面向普通读者、系统讲述中国历史的书，“中国史料浩如烟海，读史时以‘时间为纲’，即可以从纷繁中理出头绪，再辅之以‘专题为目’，这样在史料取舍上就更加突出主题。”郭志坤表示，书的内容，基本出自这批中青年学者的大学课堂教学内容，体现着新的研究成果，可信度高，能对“戏说”历史所造成的乱象作个纠正。

    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写作者面临最关键的环节是深入浅出的通俗，做到“通俗而雅”。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用最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郭志坤说。

    “这12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李学勤说。

    直面“不一致”：存史资政，启迪后人

    通读《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中，会看到一些与中学历史教育或大众的一般历史认知“不一致”的论述。例如：“秦始皇的坑儒只是针对咸阳儒生非议皇帝的偶发事件，并非针对全国儒生，而且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大部分是方士……其实，秦始皇并未灭绝典籍，因为先秦典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宫廷。当项羽攻入咸阳时，放火焚烧秦的宫殿，宫廷里的藏书也付之一炬……”这无疑颠覆了“焚书坑儒”的简单记述，对我们深入历史内部的考察大有裨益。但是，历史书纂写、历史教育，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历史观有关。一套面向大众的通史，该怎样把握那些历史上的“关键问题”呢？

    郭志坤说：“在丛书修编、出版的过程中，‘存史资政’是一直考虑的问题，不是就历史而历史，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用来推动当前社会向前发展。编写历史，有个选材问题，哪些该详哪些该略，这里有个视野问题，这是政治观念。但历史事实是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学术独立。不能编造掺假，应该尊重历史、敬畏历史。”

    《清史》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冯贤亮说：“以前不大讲的，可以补充一下。以前讲得多的，人们比较熟悉的，我会选择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讲讲康乾盛世的阴暗面。”

    《殷商史》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进锋在书中加入了根据自身研究进行撰写的《商代的方国与小臣》《商代的神灵关系》两章。在“方国”部分，描述了数个以前学者很少注意到的商代方国——俞国、列国、索国、邶国，而在“小臣”的部分，作者认为小臣是商代的一个官僚培养机构，培养官员的行政能力，在商王朝做官，可以流动到诸侯国，而且内服小臣和外服小臣之间有一定的流动。在传统的历史书中，我们很少看到这些内容，作者想给读者提供殷商史不同的侧面。

    面向大众：学者写通俗读物，值吗？值！

    对于专业历史学者而言，写通俗读物面临着“吃力不讨好”的局面。

    《秦汉史》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马孟龙回顾自己的编纂历程时表示：“一是要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必须去‘补课’，重新阅读秦汉史其他领域的新进展，这样颇费精力。二是耗费精力去写一部通俗性的历史读物，对我的业绩考评毫无用处。究竟值不值？”

    最终落笔的学者，还是觉得“值”。“各种歪曲的史实冲击着普通民众，似乎秦汉史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向大家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知识，我想，这也是一个历史研究者应当具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我们不发声，谁还能告诉大家真实的历史呢？”马孟龙的话是很多有责任感学者的心声。

    郭志坤呼吁：“我希望有这样的舆论：‘提倡史学家写通俗读物’‘通俗也是一种学术活动’‘青年学者更要承担撰写通俗读物的责任’。有了这样的舆论和氛围，学术界中的常识，在公共领域就能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