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分庭答拜士倾心，却下朱帘绝语音。白蚁战来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力搥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淡墨榜名何日出，清明池苑可能寻。”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的七律《较艺和王禹玉内翰》，短短八句诗、五十六个字，堪称一部凝缩版的科举制度发展史，也是一幅生动的宋代科举风情图。

该诗写于嘉祐二年，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有6000多名考生参加。主考官是文坛盟主欧阳修，韩绛、王珪、范镇和梅挚四人任“同知贡举”，相当于副主考官。欧阳修还推荐好友梅尧臣担任“参详官”，协助五位考官的工作。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曾巩，宋代大哲学家程颢、张载，都是这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考生。

诗歌题目中的“较艺”，说的就是这批才子同场竞技，像蚁兵作战一样，不声不响却勇往直前。“和王禹玉内翰”点出了这是一首唱和诗，首唱者是王禹玉，即王珪，内翰就是翰林学士。王禹玉也是大文人，后来当过宰相。不过，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其外孙女——李清照。

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通过“杯酒释兵权”，把大将的兵权收归朝廷；通过派遣文人做地方官，设置转运使，把各地的财权收归朝廷。但还有一个权没收回来，那就是人才选拔权。直到开宝六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的进士考试结束后，有落榜考生敲响登闻鼓，指控主考官营私舞弊、败坏考场纪律。赵匡胤抓住这个机会，重新组织了一次考试，并亲自担任主考官。由此，殿试这一新的考试程序诞生。之后，传统的“座主”“门生”关系逐渐淡化，考中的进士可以自豪地称自己为“天子门生”。

最初实行殿试时，对省试考中者有所黜落。也就是说，即使考生如愿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也有可能在殿试中落榜；省试的名次，在殿试中也会发生变化。欧阳修当年在省试中得了第一名，考场作文风靡整个东京城，却在殿试中依然被踢出前十名之列。

到嘉祐二年的时候，宋仁宗大概觉得寒窗苦读不容易，不仅全数录取了通过省试的考生，甚至还额外录取了十几个人。此后，北宋的殿试顶多调整一下省试名次，不再怎么黜落考生了。除非这个考生太差劲，在考卷中有所“杂犯”，犯了国讳、落韵这样的低级错误，或者不知什么原因写出胡说八道、文理不通的文章。

元祐八年起，朝廷进一步开恩。即使殿试中考生答卷有“杂犯”情况出现，朝廷也不黜落，但名次要放到最后，且没有选官资格，只赏赐“学究出身”等名目，好歹还是能吃上皇粮的。

宋朝录取进士的绝对数量较大，但相对录取比例并不高。如何选拔出合乎要求的人才，对主考官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力搥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反映了主考官认真阅卷的情形，真的就像赌石切玉那样拼眼光，像沙里淘金那样拼耐性。

同样是科举考试，唐朝考官就不像宋代考官那样辛苦。为什么这样说？这还要从科举考试的录取程序说起。

唐朝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密封的，主考官能看到考生的名字。不少举子在正式考试前，或者东求西告、拜谒王公大臣，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或者采用一些不同寻常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以博取主考官的青睐。

唐朝大诗人陈子昂参加科举考试时找不到合适的推荐人，竟当众以高价购得一把胡琴，并邀请大家到自己的住处欣赏音乐，且免费提供酒水。第二天，真来了不少人。陈子昂看时机差不多了，就当众砸烂那张琴，然后发表了一番演讲，向大家推荐自己的文章，结果是“一日之内，声华溢都”。

有意思的是，时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有时正式考试前，录取考生的榜单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流通了，美其名曰“公榜”。“公榜”有汉魏时期“月旦评”“九品官人法”的遗风，但随着科举考试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社会影响面越来越大，所谓“公榜”的公正性也愈发引起质疑。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宋人给出了自己的答卷：他们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积极推行“锁院”“糊名”“誊录”三个措施，以最大可能保障考试的公正、考生的权益。

“锁院”就是考官在朝堂上被任命后就直接送到贡院等地，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出题目、考学生、批卷子、定名次等。梅尧臣参加嘉祐二年的这次贡举，正月初七开始“锁院”，锁了50多天。这首《较艺和王禹玉内翰》，就是他在“锁院”时与王禹玉的唱和之诗。

“锁院”固然好，但也有作弊空间。这就要推行另一项改革措施——“糊名”，即把卷子上书写考生信息的部分密封起来。

“锁院”“糊名”之外，还有一种作弊的可能，那就是笔迹。于是，“誊录”登场：试卷交上来之后，先糊好名字、标上字号，再派专人把卷子抄写一遍。为了防止出现抄错的情况，还会安排专门负责校对的人员。抄好后，标上与原卷一样的字号，原卷送去封存。这张人工复制的卷子，则呈给主考官批阅。

这一系列改革举措，让宋朝的考试制度更加完善、公平。据统计，两宋年间，开科总数为130榜。这个数据相当于唐朝的一半，但参与人员范围非常广，录取人数更是甩唐朝好几条街：两宋贡举共录取约12万人，平均每年约375人，远远超出唐朝的每年23人。之后，元朝每年12人，明朝每年89人，清朝每年录取者终于突破了两位数，却也不过是103人，连宋代的1/3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