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人物，他的三份情报，即德国突袭苏联、日本对美国珍珠港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和东北日本关东军情报，对扭转二战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东方佐尔格”。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等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在组织、发动和支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流亡北平建立民众抗日组织

阎宝航曾被日本领事森岛称为“反日巨头”。他在1929年7月利用青年会的阵地，发起创办“辽宁省拒毒联合会”“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和“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3个抗日团体，斗争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

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加紧对东北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还极力推行毒华政策。日本商人和反动官僚、军阀相互勾结，把大量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运到东北，使大批民众染上恶习，在精神和肉体上对东北人民进行麻痹和摧残。阎宝航以焚毁海洛因委员会委员、拒毒会总干事身份，联络爱国志士掀起拒毒运动，在奉天小河沿将3次查获的总价值近百万元的487包海洛因、400两烟土付之一炬，被民众赞誉为“东北的林则徐”。

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直接诱因是1929年的榊原农场事件。1929年6月27日，日人榊原正雄带领日本军警及便衣200余名，竟将通过原农场的北宁铁路北陵支线拆毁，把车站和护路警察派出所统统捣毁，并设立“不准通过榊原农场”木桩。辽宁外交特派员公署3次向日本总领事送交照会，提出严重抗议，毫无结果。消息传出，民众无不愤恨。接着，日本人挑起的事件连续发生。密切注意着时局发展的阎宝航挺身而出，联络杜重远、金恩祺、卢广绩、车向忱、王化一等省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负责人，讨论应付办法。大家一致同意，应该以此为契机，联合行动起来，呼吁当局向日方抗议，号召各界反对日本人的霸道行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在此基础上，成立民众反日团体。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日方被迫赔礼道歉。阎宝航遂于1929年7月11日联络省城商工各界人士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金哲忱在商工总会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发起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简称外交协会）。在成立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上，通过了由阎宝航起草的成立宣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阎宝航被日军悬赏5000大洋缉拿，阎宝航只身逃往北平。1931年9月27日，阎宝航联络东北同乡车向忱、高崇民、王化一、卢广绩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抵抗日本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大会成立时入会者即达400多人，选举阎宝航等9人为常委，夏尚志被选为执行委员，在阎宝航的领导下负责与东北赴北平各抗日团体代表及个人的联络和接待工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流落到北平等地的东北民众自发成立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影响最大的群众抗日组织。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展开并推动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直至1933年7月何应钦秉承日本取缔华北抗日运动的旨意，下令取缔“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命令后，被迫转入地下。

全力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2年初，马占山重新率部抗日。阎宝航获悉，立即派车向忱等带着委任状和张学良亲笔信，历尽艰险，找到马占山，鼓励他坚持民族气节，战斗到底。马占山激动得热泪横流，表示决不辜负东北父老的热望。马占山部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直到最后弹尽粮绝方退入苏联境内，转道新疆进入关内。“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曾3次派人前往原辽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所属第三团团长唐聚五部策动，唐聚五终于率部起义，建立了辽东民众自卫军。1932年2月上旬，经冯基平、夏尚志吸收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为会员的李兆麟，讲述家乡辽阳民众痛恨日军侵略和东北军不战而退、放弃抵抗的状况，提议派人去东北组织、联络、建立义勇军，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并表示自己返回家乡辽阳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意愿。李兆麟的提议得到了冯基平、夏尚志的赞许，随即与冯基平、杨寿天三人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往辽西抗日义勇军耿继周的部队。耿继周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第四路是较早成立的反日武装部队，耿继周原任东北步兵第七旅上校，九一八事变后毅然舍去上校差职，回新民收拢旧部，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第二十四路，任总司令。冯基平、李兆麟等在耿继周部招兵买马，发动宣传，对耿继周部抗日义勇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此外，“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还先后派人同在东北坚持抗日的李杜、苏炳文、丁超、王德林、李海青、邓铁梅等部联络，支持抗日。

锦州失守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受黄显声将军之托，接替领导辽宁各县地方抗日武装，先后派出70余人到各地组建义勇军，委任了52路义勇军司令和27名支队长，并将其划分为5个军区，进行统一领导。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的努力下，1932年仅辽西、辽北和黑龙江南部一带的抗日武装就有约30万人，极大地震慑和打击了日伪军队。

关内东北抗日救亡组织对于东北抗日武装的经济援助也是相当大。到1934年4月底，仅“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款项就达38.7万元。在其影响下，东北各抗日救亡组织号召各界同胞奋起，抗日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时间，全国各地及海外侨胞群情激昂，或慷慨解囊或从事募捐活动，抗日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使东北各地义勇军深受鼓舞。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也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重要精神支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曾分派得力干部赴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及南方各省痛诉东北同胞的苦，宣传抗日。它所创办的《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东北通讯》及《东方快报》等救亡刊物，不仅唤起了关内民众，也极大鼓舞了东北沦陷区的抗日军民。1935年底，东北抗日救亡组织代表来吉林，给东北抗联李延禄、杨靖宇部带来了由法国巴黎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杨靖宇如获至宝，召集干部会议学习，并命令将报纸全文传达到全军将士。听了传达的抗联战士，摩拳擦掌，精神振奋。当听说《救国时报》经费紧张时，抗联战士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捐款1300元，辗转汇至巴黎，支持办报。救亡宣传对于消息闭塞、夜以继日艰苦战斗的抗日将士们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

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汇聚抗日力量

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与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是紧密相连的，它们互相支持，彼此呼应，共同描绘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画卷。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形成，为实现全民族一致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抗日要求最为迫切，因而也是关内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有战斗力的队伍之一。尤其是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学生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中，东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充分表明关内东北爱国民众是抗日救亡运动不可缺少的力量。1931年11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大规模南下请愿活动震动了全国。这支由600余东北流亡者组成的庞大请愿团分成12队，途径北平、上海、南京等地，一路行进、一路宣传，在南京还曾同蒋介石面对面斗争。这次行动扩大了抗日救亡思想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流亡关内东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造就了大批立志献身于东北人民解放斗争的爱国志士，其中许多人在斗争中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而为抗战胜利后的东北准备了大批革命干部，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条件。流亡关内的东北民众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汇聚起来，奋起救亡，共赴国难，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为了培养大批爱国救亡勇士，关内东北救亡团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做了许多工作。1933年，“复东会”领导人之一阎宝航与共产党员张希尧、宁匡烈、徐靖远等在北京西山卧佛寺秘密筹办干部训练班，招收了100余名救亡积极分子入学。训练内容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游击战术及时事等。经过几个月的强化训练，受训人员大都认清了国民党投降卖国、与人民为敌的本质，坚定了跟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1937年，阎宝航还曾以“新生活运动总会”名义，在武昌“东北救亡总会”会址内开办了一个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百余名受训人员大都是进步青年，中共党员刘澜波、于毅夫、聂鹤亭等人都曾前来执教。训练结束后，学员们由“东北救亡总会”介绍，分赴各战区参战。阎宝航将举办干部培训班作为团结、教育东北青年学生的重要途径。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熔炉中，越来越多的入关东北民众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许多救亡运动的领袖人物都先后成了中国共产党员或中国共产党的挚友。阎宝航于1937年入党，抗日胜利前夕，阎宝航、高崇民、陈先舟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对于重建新东北具有重要意义。广泛团结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为开展新形势下的斗争培训大批骨干。抗战胜利后，“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成员陆续返回东北，成为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阎宝航等发起建立的流亡关内东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通过广泛团结和组织关内东北民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造就了大批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士，为抗日战争和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