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们看过来，我是清代最靓“化妆包”

我叫豇豆红瓷胭脂盒，是白城市博物馆馆藏文物。我的口径为9.6厘米，底径为5.8厘米，我最早出现于清代康熙年间。今年我已经三百多岁了，我的作用等同于今天女士们的化妆包，用来装扮女子娇俏的面容，让她们以最美的容颜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我的名字，初现于文献《饮流斋说瓷》：“此色亦由祭红变化而来，以类于豇豆，故以豇豆红呼之”。

清代的女子，会将胭脂、具有美容功效的珍珠粉、增添身体香气的香粉、类似于现在口红的口脂等化妆用品，有序地摆放在我的身体中，出门前细细描画，收获一天的好心情；后来，我也被用来存放耳环、戒指和小香囊等小巧首饰。

我的制作难度很大，属于康熙年间铜红釉的名贵品种之一，也被称为“美人醉釉”，这也使今天的我身价不断上涨。

我的形状是圆润饱满、线条流畅的圆形，我的同伴们还有外形优雅、富有柔和之美的椭圆形，棱角分明、显得规整端庄的方形，形似海棠花瓣、富有诗意和浪漫气息的海棠形，如南瓜、石榴等形状的瓜果形……不同的造型，也满足了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在清代，我是一种珍贵的礼品和商品，也是宫廷文化的一部分。通常只有社会地位较高或家境富裕的女性，才有能力拥有我。超高的颜值和稀少的数量，让我成为彰显当时人们尊贵身份和超高品位的有力证明。

我经常通过贸易或文化交流等方式传入东北地区，因此，我的制作工艺和自身价值也得到了充分展现，更促进了东北相关工艺和文化的发展。

我这方小小天地，承载了百年的美丽与哀愁。

数百年光阴流转，我见证了无数女子的青春与梦想。我曾在宫廷贵妇的手中，妆点着尊贵的容颜；也曾在民间女子的妆台，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亮色。

一抹嫣红，是女子对爱情的憧憬，对美好的向往。在岁月的长河中，我陪伴着她们经历了欢笑与泪水，见证了相思与离别。

当现在的人们凝视着古老而崭新的我，仿佛看到了几百年前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感受到了她们的呼吸与心跳。

如今，我虽已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我承载的百年文化和美丽传奇，依然熠熠生辉。

马背上的“微型医院”

白城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件清代蒙古族药袋。它由木头和皮革制作而成，长106厘米、宽24.5厘米。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当年，他们在进行临时急救和医疗保健时，就是使用这种药袋中的药材为患者医治病痛，它相当于马背上的“微型医院”。

药袋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300多年。当时的中医曾携带药袋防疫驱瘟、禁蛇毒。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药袋的容量和用途在不断发展，到了清代，药袋的作用更加完善，能装几十种药物，对人们的疾病进行全面的治疗。

由木、皮革、鹿皮、银和钢等材质制成的清代蒙古族药袋，一般挂在身上或放置于马鞍，易于取用。药袋能够经受住风吹、日晒和雨淋，并保持袋内药材干燥、药效持久。

在长方形大药袋内插放着多个小药袋，盛装着各类药材，这些药材不但能治疗人们的疾病，还能保健养生、调理身体。

大多数药袋上还印有蒙古族云纹、回纹和植物花卉等传统图案和装饰元素，蕴含着人们企盼吉祥、平安、祛病的美好寓意。

清代蒙古族药袋，是清代蒙古族医疗发展的实物见证，反映了当时蒙古族的医药水平和医疗实践，为研究清代蒙古族的生活方式、疾病防治及加强与其他民族医学沟通交流提供了宝贵线索。

东北部分地区，在历史上与蒙古族的活动区域有交叉或相邻，随着蒙古族迁徙、交流等活动的开展，药袋也随之传播到东北地区。在清代，蒙古族还与东北地区的其他民族，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一定往来，促使蒙古族的药袋及其相关的医药知识，传播到东北地区，并与当地的医药文化产生融合，共同促进了蒙古族和东北医学医药事业的发展。

在药袋朴实无华的外表下，蕴藏着对生命的呵护与拯救。当我们手握药袋，接触到坚韧交织的纹理，仿佛能触摸到生命的脆弱，领悟到生命的无常。

我们凝视这穿越千年的药袋，仿佛听见历史的低语。它穿越千年的风烟，每一道缝线，每一缕药香，都是岁月的沉淀。

稿件：本报记者 李政孚

美编：刘健雄 供图：白城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