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老家小住，让我感受变化最大的就是原来最熟悉、现在最陌生的母校——大安市乐胜乡中学。

一

母校乐胜中学的原址，位于今乡政府东北、永安村西北、安广火车站正南。校园与这“三点间”的直线距离都约半里地之远，绝对是一个幽静之地。

初识母校，只有两栋并列着的土平房。校舍南窗台以上的墙体都用石灰粉刷了。白墙红字，蓝色木门窗，看着朴实简洁，也温暖亲切。四周没院墙，都是些挺拔的杨树和粗壮的老榆树，缘于树影绰约，校园也仿佛置身于绿树山色之中……

校舍后面是个大操场，可连个篮球架、单杠、木马一类的体育器材也没有，因而学生的课间活动很少。老校工说，这儿从不上课间操。我入学后，直到1971年的秋天，师生才开始做第一套广播体操，校园才有了些新气象。

说广播体操，有件事儿总在我心头荡起涟漪……

那时，学校连一个扩音机、大喇叭都没有。为了让全校师生做好广播体操，物理老师张凤山每次课间操都拿出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与体育老师同时登上操场讲台，调好频道，开大音量，用双手把收音机高高举过头顶。序曲响，播音员激昂洪亮的声音便在校园上空回荡。这时，全校师生便踏着旋律，随着体育老师的示范，齐刷刷地做起了广播体操。

全校师生动作一致、专心致志地做广播体操的情形，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二

母校，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原是公社的农业中学，乡亲们都叫它“农中”，即“农业中学”的简称。

上世纪60年代末，家乡这儿开始普及了初中教育。也正得益于普及，母校才实现了由农中向全日制中学的转身，体制仍是公社办学。师资则是从全公社的小学老师中挑选的，有公办、也有民办。学校房舍、桌椅板凳和黑板等教学用具，一应靠全校师生的自力更生。1972年春天，母校新建了24间新校舍，从脱坯到上房盖，都是全校师生齐动手完成的。想来都是奇迹，在尚无投资的条件下，母校师生硬是把中学办起来了，还办得有声有色。

那时不觉得怎样，今天想来，那是母校的一种精神！

三

我在母校两年，于我个人而言，不仅获取了知识，重要的是让我对人生有了自信。回想起来，还得益于刚入学时的一次“特别扫除”。

1971年开学时正是早春2月，天还很冷。作为新生，我是第一个来报到的。我来到教导处，便上前敲门。“请进！”推门一看，原来是从我们大队小学调来的何景生老师。他熟悉我，见面便说：“来得正好，快帮我把这张新生名单贴出去。”于是，我帮何老师把新生名单贴到了教导处门旁的外墙上。何老师见我找自己的名字，便说：“你是一年一班，我是班主任。”老师早会后，各班主任便出来领自己班的新生。

我们班的教室，在西栋房的西头。走进教室，眼前的一切让我惊呆了。教室里面满屋尘土，前4排课桌、凳子都是土坯垒起来的，有的还歪歪扭扭。后面两排虽是课桌，也都破旧不堪。3条腿课桌、两条腿凳子，不是侧歪着的，就是扶墙站的。何老师点了名，原本40多名同学，那天只报到了20多名。何老师强调了学校纪律，嘱咐前来报到的同学，再通知一下没来的。之后，他便宣布放假7天，上学时每人要带5筐野粪，校学农基地还等粪下地。

放学时，何老师把班级的门钥匙交给了我，并嘱咐我找两名同学，把教室打扫一下，开学好上课。接过了钥匙我就懵了，这让我去哪里找人啊？初来乍到，我认识谁？谁又认识我呢？

那天放学，我没回家，而是去了住在学校附近的哥哥家。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思考着找谁帮扫除啊？最后心一横，还是自己干吧，争取有个好表现。于是，我用了3天时间收拾教室，先清扫干净，再和泥把那些东倒西歪的土坯桌、土坯凳重新扶正加固。之后，我又“搬动”了会做木匠活的姐夫，请他帮我把教室后面那两排破桌破凳修好，最后还去新华书店买了一张毛主席像和两张宣传画，把教室布置一新。之后，我才回家拾野粪。

开学那天，我又第一个来到学校，把钥匙交给何老师，他没接，只是笑呵呵地说：“看你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当我把教室门打开，何老师愣了，问我：“这教室收拾得好，你跟谁干的？”我说是自己。何老师满意地一笑便说，咱班的钥匙以后就由你保管了。虽没有特别的嘱咐，我却明白了这里的意思。

入学时的表现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于是我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刻苦学习，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学校的劳动。特别是班里的黑板报，从撰稿到抄写，一直由我负责，并成为学校板报栏上的看点。凭借我的突出表现，1972年5月4日，母校破例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那天，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四

1972年，母校有两件大事。一件是经全校师生的苦干，24间新校舍于春天建成。另一件事是全校“备战中考”。

那年一开学，同学间就有传言，升高中要考试了，农村中学50％录取，城里全班推。听到这些，立刻就有人往城里中学转，此事让校方和毕业班老师警觉起来。这年，数学老师于文江担任我的班主任，他管班严，教学也认真。接过班，他便行动起来，自习课基本都由他包了，起早贪黑地找课外题给我们练习。共性问题，他统一辅导，个别问题，另开“小灶”，直到学生学懂、弄通。

不久，考试的事有了定论。于是，便全校总动员，一切为考试让路。为了让路远的同学能住校复习，学校专门腾出几间旧教室当宿舍，还开了食堂。而这些泥水活儿，都是由贾玉秀老校长带领老师们干的。为了晚上辅导，学校还给毕业班教室安上了日光灯。从此，校园的夜晚有了灯光，每天晚上都亮到10点多钟，数学、语文、政治，一堂课接着一堂课，师生们都信心十足。那次考试，是在1972年12月末进行的。1973年的元宵节过后，班主任于文江老师骑着自行车，拿着录取名单挨屯给学生送通知。现在回想起来，仍让我激动不已。

后来同学们相聚时，还常回忆起那次临考前的感人情景。就我个人而言，那时所学的知识是最扎实，也是最受益的。1977年，在恢复高考的考场上，我便有了深切体会。

最后一次去母校，是在1978年3月。那时，我刚刚收到所考学校录取通知书，去母校起团关系，与几位恩师话别。那天，与几位恩师唠了很久，直到下班了，才与母校依依惜别。

参加工作后，我仅回母校一次，那是1998年的春天，全市春季农村工作大联检。家乡春季工作的看点是中小学校园的环境建设。这时，母校已于1984年迁到了如今的校址。学校面貌，已今非昔比。前后两进院落，4栋砖瓦结构的校舍，四周是高高的红砖墙，院里院外错落着针阔叶绿化树木。校园门里右侧是曲径通幽、亭台错落的小园林。而这一切，已不再需要全校师生自己动手做了。

那次回去，我的几位老师都退休了，可我还从心底为母校的变化而高兴。

五

母校建楼房，对我来说是不敢想的事。这次回来小住的一天，本无意打扰，只想在嵌着“乐胜中学”牌子的校门前拍照存念，也算了却我没在母校留影的缺憾。

电动门紧关着，校园里一片肃静。正准备拍，一辆轿车的喇叭声叫开了电动大门，随即一位50岁左右的老师从校警室里走出来，我还没怎么注意，他却认出了我：“这不是周叔么！”“你是？”“我是于立峰啊。”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正是于文江老师的长子。握手寒暄后，于立峰又把我介绍给刚下车的刘继远和孙宏伟两位校长。两位校长非常热情，一番叙谈，才知道这栋教学楼建于7年前，是国家在农村实施“校安工程”时所建。3层楼，容纳了3个年级8个班的教室、教研室、办公室、微机室、图书室、理化实验室。楼内设施齐备，教学用具都是国家的标配。刘校长见我对母校情深，便说：“回来了，咱们就往里面走走吧！”于是，我随着引领，便走进了校园。向右走，转角处便是个小花园，花格墙、月亮门，上面行书“怡趣园”3个字。里面是10来间砖瓦房，虽是旧舍，却十分整齐，仿佛是岁月的见证。小花园外墙，花木葱茏处，便是一个寓意深远的卫星与运行轨迹组合的不锈钢校标。再向前走，赫然眼前的便是黄沙铺就的操场，依次排列着篮球架、足球场、羽毛球场和排球场。它的西面，又是一道南北走向的花隔院墙。闯入视野的仍是座别致的小楼。刘校长见我惊异，便主动说，这是学生宿舍楼。我问：“两栋楼是同年所建吗？”他告诉我：“不，这是2015年建的，是国家在贫困地区实施的‘寄宿制学校工程’。”说话间，我们来到了小楼前。走进去，从敞开着的宿舍门向里面一望，好个窗明几净的宿舍。里面整洁干净，物品、行李都有序地摆放着，地面无任何杂物。走出宿舍，向北又进入另一座幽静的小院落，刘校长说：“这是学生食堂。”再走进去，这厨房里很气派，瓷砖到顶的墙壁，灶台、橱柜、抽油烟机清一色是不锈钢制品。餐桌都是铝塑板材的，横竖成排，整洁规矩。于立峰老师随手取出学生食谱告诉我，因咱这儿是贫困县，国家每天中午免费供给每名学生一顿“营养餐”，听到这儿，我颇有感慨。如此说来，母校的变化不过是贫困地区众多中小学校的一个缩影，而阳光下健康成长的，则是全国贫困乡村的万千学子了。

沿操场走了一周，最后来到了教学楼。从一楼至三楼，分别参观了微机室、理化实验室、图书室和一个教室。在一个教室里，我被教室里的黑板所吸引。它厚厚的，直视与玻璃黑板没啥区别，可把右侧一块黑板向左一拉，便是一个大型电脑显示屏——多媒体黑板。它的神奇之处在于：老师在此可演示课件，可做网络链接，还可板书。板书内容，它还能全部记录下来。我问这块黑板的价格，刘校长说，这些也都是国家无偿提供的。听了两位校长的介绍，再联想这两天见闻，真让我感慨母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随嘴问了句教学情况，一旁的老师告诉我，近几年，学生升入重点高中的比例逐年增多，乡级中学位次也逐年靠前。听了这话，可真让我为母校高兴！

作别母校时，天色已晚，教学楼的灯光欻地亮了。仰望中，再回眸，土平房、砖瓦房、楼房……一串串记忆，也是一串串动人的故事。心向远方，我对它还是默默地祝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