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录有一桩“假画致祸”的故事。

    为了满足严嵩、严世蕃父子的雅癖，其爪牙走狗不遗余力，四处搜罗古玩字画。他们打听到宋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手卷收藏在苏州故相王鏊家里，严府的门客汤臣，受命设法谋取此手卷。汤臣与时任蓟辽总督王忬为苏州老乡，素有往来，于是他说服王忬出资求购。不料，故相家不缺钱，死活不肯出让。　在严府的催逼下，王忬无奈找来苏州的画家高手黄彪，摹仿真本，以赝本送严府交差。

    严家父子得到《清明上河图》“手卷”，当即“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人赏玩之”。不料，有人妒怨王忬，探知其事，告发此手卷为赝本。严世蕃感到大丢面子，又怒又恨，认定王忬有意欺哄严府，由此种下了祸根。

    嘉靖三十八年二月，蒙古兵犯边地。王忬中计，误引军向东，来敌乘间西入，大掠边地，京师大震。严嵩借此授意御史方辂，弹劾王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同年夏五月，命逮王忬下狱，以边吏陷城律论斩。

    其实，王忬被斩的缘由，清朝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说得很明白：嘉靖三十四年，严嵩诬杀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王忬很同情、怜悯被害者，严嵩怀恨在心。外加送上假画一事，也就非将王忬置于死地不可了。

    还有一位湖南巡抚吴大澂，嗜金石，精于古文字学，以抱残守缺自命。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上疏自请统率湘军，驰援朝鲜，抗击日寇。在奔赴前线御敌之际，吴大澂不忘随身携带心爱的图书彝鼎。

    “及抵平壤，去敌营三舍舍马”。安营扎寨后，属下将领、随员纷纷进帐叩见统帅吴大澂，请示对敌方略。却见吴大澂手持一方玉章，摩挲把玩，与幕僚大谈此印章的出处。吴大帅谈兴正浓，众将不敢陈请，只得屏息傍侍。不一会，听见炮声响起，疑是敌军进攻，军中将士纷纷弃营溃走，“清军遂大败”。

    吴大澂随身携带的古玩图书，悉数为敌军所获。敌军官看着一大堆古玩珍秘，戏称清军营中，“开有绝大的古董铺”。这算是雅好成癖惹下的祸殃。

    官员弄权恃势，捞“快钱”，富厚有闲，难免慕求雅好之道，积染成癖。一来脸面贴金，所谓“室无古玩字画，不成簪缨世家”。二来赀财保值，甚至岁久升值。结果，痴者有之，顽者有之，戏者有之，到头来，成了历史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