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33年，关中大灾，长安出现粮荒。眼看就要断粮，有人提议迁都洛阳。京兆尹裴耀卿跟唐玄宗说，躲避饥荒，不用迁都，我有办法。唐玄宗听后大喜，督其全权办理。

裴耀卿釆取了三条措施：第一，放弃原来的陕川陆运，一个理由是陆运的粮食一大半都被运粮的人和马消耗了。第二，设立分段漕运机制，在洛阳、三门峡等地分别设置粮仓作为中转。第三，把陆运和漕运结合起来。三门峡那一段水急浪大，经常有翻船事故，就干脆用陆运来规避风险；过了三门峡，再重新装船走漕运。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效果逐渐显现。

后来，到唐代宗时期，“理财能手”刘晏针对三门峡这一段漕运老大难问题，专门建造了2000艘大船，任凭水冲浪打，大船航运自如，陆运即被彻底废除。无论裴耀卿还是刘晏，他们对大唐首都乃至整个朝政的贡献，就是在交通上做足了文章。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都城一开始放在南京，计划局势彻底平定后再迁都北方。第一个备选之地是西安。为此，他派太子带领一个专门的团队去考察。考察结果认为不行，保障首都经济基础的交通条件太差了。第二个备选之地是开封，结果考察队伍在去的路上，船只就搁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能运粮保障首都的物资供应？

秦汉唐宋都可以作为京城的地方，为何到明朝就不行了？一句话，人更多了，马更多了，朝廷更庞大了，军队更宏壮了，原有的交通条件没有相应升级，难以提供充分保障。

《管子》云：“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无论田间地头还是繁华都市，交通因素都影响甚大。

汉武帝刘彻以剿灭匈奴为历史使命。有统计说，他在位54年，打了44年的仗，且几乎年年大规模调动人畜。规模庞大的战士、马匹、骆驼奔驰在万里以外的荒漠上，哪里来那么多物资？关键一招就是推行盐铁国家专营。而国家专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在全国推行的均输法。

当时，各郡设有均输盐铁官，根据交通便利情况，将上交朝廷的物品运往缺乏相应货物的地区出售，然后在物丰地区购入国家需要的物资。用现代话说，就是依托水陆交通建立起庞大的国家物流体系，互通有无，货至民需。这既解决了运费高昂的问题，又调节了全国物价，让“战士以奉，饥民以赈”。

国饶民足赖均输，而均输之效靠交通。后世的曹操就直言：“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孙中山则评价：“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